我们不是用“怒火杀人”,我们是要“司法公正”!

2011-7-6 我爱糯米

关于云南一案看到这样一条留言:“冤冤相报何时了?留着他的命让他来赎罪,岂不是更好。不要舆论审判,不能用公众的怒火来杀死一个人。”

现在不是舆论来杀人,是此人残忍地杀害2个弱小却没有承担其该承担的责任!以命抵命是他最好的赎罪方式!司法的威严体现在其公正性上,而不是所谓的人文关怀,总想着所谓人文关怀去关怀这种犯下严重罪行的人,那么对其他更多的善良公民的人文关怀在哪里?所谓的尊重生命所以不杀他,那么对其他人的生命尤其是被害者的生命的尊重又在哪里?!

司法不是宗教,不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司法应该是硬性的,该杀的就应该坚决地杀掉!说前面那段话的人无非是自以为自己多么“高尚”而已,其实这是一种伪善,这种伪善是害人害己的,可他却还沉迷于自己的臆想怪圈之中不能自拔。说这种话的人并不是真心关心此杀人犯的生命,他关心的实际上是自己能否表现得“高人一等”!如果他真的是关心别人的生命就不会故意忽略被害者的生命,忽略其他公民的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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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稀土矿”的惊世谎言!

2011-7-5 我爱糯米

http://news.163.com/11/0705/05/7863O83G0001121M.html核心提示:日本研究人员对太平洋多个地点的海底稀土含量调查显示,在夏威夷和法属波利尼西亚周边海域水深3500米到6000米的地带有总面积达1100万平方米的稀土矿床。《日经新闻》消息称这片矿床约含1000亿吨稀土,可采量超过陆地的1000倍。

以上是网易新闻,其他网站和电视台均有类似报道。

 

要知道人类所生存的大陆仅占地球表面积不到30%,在那更广阔的海洋里,蕴藏的物质和物种远比陆地丰富,那里还有很多人类所不为知的秘密。莫说是1000亿吨稀土,就算1万万亿吨稀土都有可能。

美日抛出此消息的用心极其险恶,无非是想要中国出口稀土给他们,甚至还想借此压价!

且不论此消息的真假(至少中国目前是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去证实),单说海底开矿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灾难就不是人类可以承受的。不要以为海底开采和陆地开采差不多,那完全不是一码事!

如果中国因此而开了口子给美日出口珍贵的稀土资源,那就远远不止是上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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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情节和“退赃”情节不应成为“免死金牌”!

2011-7-4 我爱糯米

所谓犯罪,通俗的将就是以公众不认可的方式侵害他人(或公众)利益(或人身安全)。既然是犯罪行为,肯定会有情节的轻重。情节不够严重的,自首可以作为其悔过的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但如果其情节恶劣,对他人(或公众)的损害极为严重,这时候就算犯罪的行为人有悔过表现,难道就可以不为其行为负相应的责任了?如果相应的行为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司法的公正性何在?

同理,对于那些贪官,就因为其吐出“非法所得”就对其轻判,而不考虑其当初的行为对整个社会对全体公民的损害,同样是司法不公,也无怪乎民众会对此类判例极为不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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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日本对中国死不认罪?

2011-7-3 我爱糯米

70年过去了,那一辈的人基本都已离世。但日本对它当年发动的侵略中国战争依然是死不认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国民普遍认为当年的中国并没有击败过日本。

以下是来源于铁血论坛的“南方军”所著《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扩大版:

一、序言
  1、关于甲子的断想
  岁在乙酉,又六十年。六十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惨烈异常的中国抗日战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终于落下帷幕。
  六十年这个数目,在中国的历法文化和历史哲学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所谓甲子一轮回,并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而是更加超然地站在时间河流的岸边,看浪花淘尽英雄,发古今盛衰之幽思。那是“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历史理念,那是“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的历史认知。
  然而那一场中日战事的结束,并没有在这样的历史理念和认识逻辑中演绎。六十年来,战火虽然熄灭,硝烟却缭绕不散。总是旧恨难了,时而新愁又添,历史的乌云盘旋在现实的天空,和平鸽虽然不断振翅却难以自由飞翔。
  八年抗战,血沃中华,多少壮士在炮火中成灰,多少妇幼在硝烟中煎熬,终于迎来胜利之日。然而,身为战胜国之民众,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到了胜利者的荣耀?身为战败国之民众,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国力上,日本人又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人低头认输了?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以“暧昧”来形容现代日本,而中日之间的胜负心理,又何偿不被冷战搞得“暧昧”了呢?正是在这种暧昧心理之下,日本右翼势力一再歪曲事实,挑衅历史,刺痛中国的伤疤。面对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这样和战争相关的事情,受到羞辱的不是战争的失败者,而是作为“胜利者”的我们,足以证明这六十年来,历史关系被扭曲到何等地步。
  由于“一个甲子”和“十个甲子”的偶合,2005年的中国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历史氛围。透视抗战结束60年的时空变幻和郑和下西洋600年的历史轮回,我们在重新体验熟知的历史情境的过程中,重新感知历史、现实和未来。
  不需要按克罗齐的本意或历史学的通常定义来引用“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但正如胡锦涛主席在莫斯科对俄罗斯二战老兵说的,“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在这镜子和书里,我们常常发现过去没有察觉的现实,解读出没有感悟到的哲理。
  走过2005,就是在新的现实中体味历史的厚重与深奥,从而走向一种新的历史自觉。当代中国人执着的历史情结,可能也因此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另一个耐人寻味因而具有解读价值的历史文本,是始于1405年的“大航海”。
  从表面看,“郑和下西洋600年”正好为现实中的中国崛起提供一幅恰如其分的历史背景。作为世界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所代表的大明王朝,迈出了可能是人类从陆地跨向海洋的第一大步,既显示了中华帝国的实力、眼界和胸怀,也因此奠定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格局。
  但在重温历史辉煌的时候,我们不会忽视另一点没有争议也更加刺眼的史实。这就是,在完成航海之后不久,明朝便实施海禁,中国历史从此出现邓小平所说的“从明中叶算起”长达“300年的闭关自守”。在一个预示崛起的壮举之后,是漫长的衰落。
  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说,“任何文明都不能想当然地自以为是。一旦把握不慎,就会有一个黑暗世纪在前面的路口等着你”。从辉煌到落败、从强者到弱者,踏上历史的岔路口往往只是一小步。从这个角度看,“郑和下西洋600年祭”给我们的启示,意义并不在“7.11”设为中国第一个“航海日”之下。
  关于“甲子”的断想,起点和落点都在于600年来中华民族面临的“第四个战略机遇期”。15、16世纪的“资本主义曙光”基本是在缺乏自觉的混沌中错过的。19世纪后半叶,当日本以明治维新启动了“激荡的百年史”,我们在艰难的摸索中沉沦。二战后,虽然走上正确的现代化道路,却由于一再蹉跎而再一次落伍。是因为在过去20多年的压缩时空中走完别人近一个世纪的路程,我们才确立今天的历史方位。还不能肯定,“机遇期”已经被我们一劳永逸地彻底抓牢。
  今天,在又一个甲子轮回的纪念日子,梳理这六十年来的历史,不仅仅是要找到中日胜负关系被扭曲的原因,不仅是空喊口号或者“抵制日货”,而是要寻找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道路。
  
  2、迷失于荣耀并躲闪于屈辱之间的抗战60周年纪念
  相对于以前,中国今年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是非常隆重的。值日本宣布投降的“8.15”纪念日,整个纪念活动走向高潮。按照中共中央精神,此次纪念的核心在于四个“着力”:着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着力宣传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着力宣传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民族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功绩,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在此背景下,《人民日报》于8月15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也发表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一文作为注解。连同此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发表的讲话:《伟大的历史壮举,不朽的爱国篇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定下了这次纪念活动的基调。
  八年抗战,被认为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广大媒体也宣扬,中国要“在战胜国的荣耀下重温历史”。 新华社评论说:“纪念,就是要让世界记住中国在二战关键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牢记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民族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功绩,弘扬抗日战争中孕育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争牵制了日军的大部分主力,使其既无力北上攻打苏联,也难以抽调更多力量南下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决战。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争取世界和平产生巨大影响。”
  60年来,八年抗战一直成为了我们的光荣和骄傲,巨大的失败被粉饰成了巨大的荣耀。然而一部抗战史,却总是在我们的心灵中呈现出悲情的一面:我们作为被入侵国的灾难,日本军队的残忍,南京大屠杀、“三光”、细菌战、慰安妇……这些屈辱的阴影,总是在不断地提醒我们恸问苍冥:为什么被屠杀的是我们?
  应当看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仍旧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中的一环。由于整部中国近代史包含着太多的悲哀与遗憾,抗日战争史也绝难例外。实际上,我们今天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与宣传,也仍在不断地受到这众多悲哀与遗憾的困扰。能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和说明自己的过去,多半能够检验一个民族成熟与否。中国虽为二战的战胜国,并一度享有与苏、美、英等大国平起平坐的荣耀,但是,实事求是地看,中国并没有因此脱离弱国的行列。正如国际上没有人把法国(同为二战战胜国,战后还与中国一样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列为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主力一样,也没有一部二战史的著作把中国战场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方主战场。有些人把它看成是我们宣传和介绍不够,这并不准确。因为说到底,它并不是一个说理充分与否,或者鼓吹有力没力的问题;它是一个观念问题,或者说,是实力问题。
  实力问题是与事实相联系的。苏、美、英之所以有足以载入世界战争史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北非战役、诺曼底登陆作战、中途岛战役、英帕尔战役等一系列值得炫耀的战争纪录;它们之所以能够通过战争的方式大片大片地解放被占领土和迫使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强盗最后无条件投降,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确实拥有强大的实力。反过来,中国抗战的最成功之处多半只在于它的持续抵抗和不屈服拖住了大批日军,但它没有也无法通过大规模的进攻来收复失地,它甚至从未能成建制地歼灭过日军任何一个联队(相当于团),更不用说一个旅团或师团(即旅或师,本文中对于日本军语采用传统译法)。正因为如此,1945年中国的最终胜利,不是直接在中国战场上取得的,而是日本在美英和苏联大举进攻下被迫投降的结果。二战中参加了反法西斯阵线的47个国家都享有了胜利国的荣誉,中国作为二战胜利国,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之所以说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则是指中国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就将日军赶出国土。我们能否仅仅因为恭列战胜国而沾沾自喜?
  承认中国的弱国地位,正视中国的抗战远非尽如人意,是不是就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未必。历史讲究的是具体的事实。本来,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大贫弱中国,又怎么可能在几年之间改变贫弱面貌,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打败强国日本呢?抗战之伟大,原本在于近百年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倍受列强欺凌侵略的中华民族,终于有了举国一致奋起抵抗的一天;在于它凭借着十分落后的武器装备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日本人灭亡中国的迷梦;在于它以自己的流血牺牲赢得了它长期失去的尊严。尽管,它没有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侵略者赶出去,从而不得不把自己的胜利建立在他国胜利的基础上,这多少是一种遗憾,一种悲哀,甚或一种耻辱。
  但是,坏事可以变好事。
  我们中国人一向讲求实事求是。所谓“知耻近乎勇”;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都是前人主张实事求是地看待过去的经验之谈。回避我们历史上所存在的遗憾与悲哀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真正的荣耀。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正视这种遗憾与悲哀,能够实事求是地从这些遗憾和悲哀中汲取教训,我们是不是更能够以此来激励自己和后人奋发图强,更容易从中找到后事成功之“师”呢?
  我们指责日本人拒不承认那场侵略战争,却忽略了我们自己对于那场悲剧的真正认识与思考。抗日战争不是贴金于自己脸上的光环,它更应该是警示国人危机意识,教育国人认清我们自身缺陷的警钟。仇恨不会使自己强大,只有虚心、耐心、毅力、决心、知识等等一切集合,我们才会强大。只有比施暴者更强大,更有实力,才能使施暴者品尝到自己错误的苦果(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却遭到首都东京被焚毁和广岛、长崎挨原子弹的百倍报复)。
  抗日战争应该是历史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昭示,让中华民族在这样一次劫难后迎来凤凰涅槃,迎来我们民族与国家的真正觉醒。毕竟现在,我们的国家、民族身上还有太多的疾病没有治愈,今天,我们仍在拖着重病前行。
  
  3、总论
  五年前的8月15日,本人在某军事论坛上发表了《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一文,当时引起了较热烈的讨论。该文的主要观点,我早已在读书时代形成,但认为以自己门外汉的水平,专业史家肯定更为高明,岂敢班门弄斧。但几年下来渐觉不对劲,有关抗日战争的书籍和文章多则多矣,但形而上学之观点十分突出,集中表现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被拔高(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和战胜日本的主要力量)和国民党正面战场作用被过分夸大(所谓抗击中国战场日军的主力,一次会战就毙伤日军数万乃至二十余万等)。一次次失望后,我终于提笔发出了《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等“战争三部曲”(另两部为《抗美援朝是歪打正着》和《大转折实为大挫折——评解放战争中挺进大别山》),与网友交流心得,不料却屡遭“封杀”之厄运。
  但该文还是被部分网友转载,以致竟化名为“社科院研究员张忠义秘密研究报告”。本人并非专业历史研究人员,从事的工作与历史研究也毫无关系,与广大网友一样,只是普通的军史爱好者,只能在工作繁重之余挤出时间翻翻史书,不过偶有心得而已。从网友回复看,不赞成者居大多数,可惜意气用事者多,客观探讨者少,真正以史料进行驳斥者,只有《疑义相与析》等少数几篇。加上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网上对抗日战争的讨论日益热烈,遂促使我再次提笔,以期进行正常的学术讨论,澄清一些疑点,并就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就教于方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有关史书可用“汗牛充栋”形容,按道理这么多年研究,早应形成共识,没多少研究余地了。但是且慢。由于各国史家观点之不同甚至偏见,对同一事件之认识仍有大相径庭之处。从战败国看,有德国的为希特勒翻案(新纳粹兴起)以及日本否定侵略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从战胜国看,有美国、苏联都自称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决定性作用论”等。但世界研究“二战”的主流史学中,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地位和研究的忽略,洋洋洒洒的二战巨著中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不是寥寥数言就是甚至根本不提,其观点、史料也充斥谬误。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我国史学界痛感必须改变现状,重新确立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地位,以正视听,并确立中国军事史学研究在世界的应有地位,因此为之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努力。遗憾的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以及方法论上的不当,二十年来我国二战和抗战史研究看似热闹,实际上一直没有取得真正的突破,形而上学之史观反有愈演愈烈之势,结果不但没有赢得应有之地位,反而损害了我国军史研究之形象。
  集中表现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就是对中国抗战地位认识的矫枉过正,片面夸大中国战场的作用,如上述的“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和歼灭日军主力、战胜日本的主要力量”等论断。还有就是为宣扬所谓大量歼灭日军的战果,从国民党档案史料和台湾出版的有关书籍中无鉴别地摘取资料,大肆宣扬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抗战的“辉煌战果”并津津乐道。
  要分析上述观点存在的原因和为何不正确,就牵涉到历史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历史研究应遵循什么理论指导和怎样运用史料?如果持历史研究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实用主义史学观的话,那也就无话可说,大家各自按照自己喜好对历史涂脂抹粉好了。但历史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当今世界各国都有历史研究机构,大学普遍设有历史系,都说明历史研究是有规律可循的科学。是科学就有它自己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我们正确运用之,就能无限逼近历史的真相(当然不可能完全达到);相反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历史真相也会得到歪曲的反映。
  什么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资料?就文字记载而言,每一个专业人士都会说:“档案”。除非时光倒流,否则档案就是我们研究历史、探讨真相的首要基础。回忆录等史料虽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就史料价值而言就次于档案了。但是军史研究要记住一个大原则,即:“每一国的档案只有在记载其自己军队行动方面才具有头等意义”。因为一般来说战争档案记载自己一方的资料是相对准确的,但记载敌方的资料就多属当时的推断,只有参考意义。只有将交战双方的档案会聚一起,才能拼出一场战争或战役的完整画面。这也是军史研究的基石。否认这一点,军史研究就无从谈起。
  但是要得到敌国的档案是十分困难和罕见的,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却有着罕见的机遇,那就是战败国的档案,无论德国的或日本的,大多被盟国完整缴获(多数被美国拍成缩微胶卷后退回)。如日本战时大本营的机要记录虽然在战争末期被下令销毁,但一部分仍被执行的军官“象做小偷一样”保留了下来。这一方面既使二战研究有了可遇不可求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必象研究古代史一样为了挖掘一点史料而皓首穷经),也使战败国的历史研究无法伪造、隐瞒史料。因为一般来说,战胜者需要掩饰的较战败者为少。
  二战研究中,美英、德国等西方国家和日本史学家依据双方的档案资料,撰写了丰富的史书,可以说二战中西欧、大西洋战场和太平洋战争的具体研究已基本定型。权威的14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作战史》的作者莫里森教授深有感触的一点就是:“眼见不一定为实”。他作为海军人员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亲身参加的一场海战中,亲眼目睹了“两艘日本军舰燃烧、沉没”,但通过战后查阅日军档案,发现真相是“一艘日本军舰断成两段后燃烧、沉没”。这对莫里森触动极大,因此他仔细对照双方档案的细节,严谨地撰写出14卷本的巨著,从而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战后日本军史研究官方主要机构是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在防卫研究所西面小楼内有一个独具特色的军事历史图书馆,其前身是卫生福利部的战争史办公室,主要收藏有自日本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868~1945)期间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军事图书和档案资料,包括各种作战命令、电报、参谋作战日志、军用地图和军事图书等实物资料。二战结束后,美国从1956年开始将部分从日本缴获并带回美国的日军档案资料交还给日本,它们被保存在防卫研究所的军事历史图书馆内。该馆陆续回收不少散落世界各地的日军档案资料,目前该馆共存有日本陆军档案资料81000余卷,日本海军档案资料31200余卷。日本军史专家主要依据这些本国的档案资料,撰写了许多巨著,尤以战史室编写的102卷《战史丛书》、芙蓉书房出版的近70卷《昭和军事史丛书》等最有价值,是有关二战中日本军事战略和军事行动的权威史料,也得到国际史学界的肯定。1979年世界军事史学会会长霍斯兰德评价说:“日本的军事史学会具有非常高的水平”(日本:《军事史学》,15卷,第3号,7页)。
  相反整个二战研究一直存在有“盲点”,例如苏联卫国战争史。由于战后苏联一直不开放档案,出版的有关卫国战争书籍提到苏军失利的战役都轻描淡写,对己方的伤亡数字更是讳莫如深,对德军的记载也只根据己方的资料而不引用德国档案和研究著作,这在70年代12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最为典型(著名学者沈志华说过,80年代以前的苏联历史著作不能看)。不过苏联解体后大批历史资料终于公开,一批高质量军史著作终于问世,代表作有克利沃舍耶夫的《新解密材料:苏联武装力量在历次战争、战斗和军事冲突中的损失》(1993年莫斯科版)等,从而使二战东线战局的全貌终于显现。近年Mars网友依据俄罗斯新解密材料和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档案、书籍在网上发表的《东线战役系列》,得到了广泛好评。
  改革开放后,我国军史学界既有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理论为基础,又承载中国史学的深厚传统,依据东西方丰富的史料,完全可以写出一部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二战巨著来。但事与愿违,我国二战史著作,长期未能摆脱“苏联史观”的影响,对二战的整体把握和叙述,基本上成了苏联70年代12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缩微版”,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其实,客观地比较各国史料,加上深厚的专业修养和扎实的外文功底,我国军史界早就有一批高水平的专家,例如研究解放军战史的权威、国防大学的徐焰教授,对二战苏联军事战略思想有深刻研究的余伟民同志,对德意志军事思想(包括二战德军军事思想)有深入阐述的军事科学院的戴耀先同志,还有对日本侵华战略研究颇有心得的北京大学徐勇同志,以及对二战海战有精深研究的宋宜昌、何京柱、赵振愚等诸同志。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集合他们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为中国军史界真正赢得应有地位的二战巨著。可惜,他们的研究在我国并未进入主流。充斥坊间的,大多是一批四平八稳、呆滞呆板、味同嚼蜡的剪刀加浆糊作品。
  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先入为主”,即一切为了证明“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亚太主战场、牵制和消灭了日军主力”服务,就是先有观点,后找论据,结果出现了千奇百怪的种种论据和数据,其中颇有偷龙转凤、鱼目混珠嫌疑;对日军的行动和损失,也“以我为主”,根本不与日本史料核对,自说自话(我在后面详细列举)。因此中国抗战史研究是戴上了“紧箍咒”,谁要是越雷池半步就必遭打压,这就是中国抗战研究始终无法突破的根本所在。另外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二者的互动关系就研究日本如何战败极为重要,但我国史学界基本上割裂了两者关系,片面强调前者的地位,结果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研究出现“两张皮”问题,这一根本问题也长期没有解决。
  因此中日两国的二战研究就出现了怪圈,日本因其具体的战史研究得到国际主流史学界肯定而洋洋得意,进而大肆散布否定侵略和屠杀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东方民族解放者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中国虽然对“南京大屠杀”、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等侵华日军罪行作了大量艰苦的研究,取得了大量证据,但由于二战和抗战整体研究水平低、没有遵循基本的历史研究原则(连最简单的档案对比也不做),结果得不到国际主流史学界的肯定,因此我国关于侵华日军罪行的控述始终在国际上声音微弱。最后,我国的二战和抗战研究只能是关起门来孤芳自赏。
  本文就抗日战争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除了探究历史真相外,目的还在于揭示我国文化和民族性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八年抗战无法战胜日本,除了国力和具体的战略战术外,有没有传统文化糟粕的积淀这一因素?鲁迅关于国民性的研究,我们究竟认真对待了没有?纵观历史,我国抗战研究中出现的“精神胜利法”,倒是承载了历史的包袱。有宋以降,中原正统遭受北方游牧民族欺侮的多,官方和民间人士不从体制上找问题,一味以虚幻麻醉人民。杨业本是一普通将领,只有两个儿子,北宋对辽也输多赢少,但说书人却幻化出“杨家将”七郎八虎(还有八姐九妹)大战辽兵,甚至什么“十二寡妇征西”,“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最后打破幽州逼死萧太后,真是扬眉吐气!其实自从北宋初两次攻打幽州惨败后宋军连幽州的影都望不到。然而更离奇的是《说岳全传》中南宋的岳家军最后直捣黄龙府,“笑死牛皋气死兀术”,实际南宋军连黄河也过不了,这厢却飞到东北去了!即使岳飞此人事迹,也疑点颇多,其北伐多数时间,是和刘豫的伪齐作战,收复襄阳的大捷也在此期间,此外就是镇压洞庭湖的杨幺起义,这些史实确凿无疑,但无非说明岳飞“内战内行”。至于其唯一与金军作战的大捷,也就是堰城之战(朱仙镇大捷早已证实为虚构),情形是十分可疑的。其最早记载,是岳飞孙子岳坷编写的《鄂王行实纪年》以及随后的《金陀粹编》等,成书已是在岳飞死后60-80年,奇怪的是之前整个宋朝居然没有关于堰城之战的丝毫记载!早期秦桧的压制固是原因,但秦桧死后数十年岳飞早已“平反”,但此时无论官方和民间也无堰城之战的任何记载。据北京大学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考证,岳坷除无限美化其先人外,堰城之战情形大多系抄袭之前的顺昌之战(由刘琦指挥)的战况,其余则为虚构,其大肆渲染的岳飞以长斧、麻札刀大破金军披铁甲、三马连环而进的“拐子马”,其实就是普通的两翼骑兵,完全是张冠李戴。何况金军中,相当一部分是“河北签军”(伪军)。至于兀术哀叹“我自起兵以来未尝此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朱仙镇“岳少保以五百骑破我十万骑兵”等,完全是毫无根据的编造(以上参见《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种种类似的演义、说书,在明朝中后期达到顶峰,但也只能麻醉自己而已,改变不了土木堡之变皇帝被擒、最后大明也亡于辫子军的事实。如果当前中国的抗战研究始终坚持“中国是战胜日本主力”的“杨家将”、“岳家军”史观,那就谈不上真正的历史研究态度。
  我的《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一文只有一万字,只是骨架似的概述,原希望引导大家思考并有针对性地查资料以对照,产生自己的心得,而不是全面代替网友研究、思考。但有人指责我的资料来源,我这里就将部分资料来源公开,为方便网友查阅大多为中文资料,尽量不引用日文资料(也有部分)。部分大众化随手可得的资料就不一一列举了。这次发表的文章约15万字,可以视为是《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的扩大版。
  以上这篇序言绝非多余,实际上阐明了我正文的依据所在,否则如果不按历史科学规律开展研究、各自“打扮小姑娘”的话,我们就不能真正地吸取历史教训。回忆过去并不是为了沉湎过去,而在于用宝贵的历史财富指导我们的今天和未来。本文总结的中国八年抗战战胜不了日军以及二战日本如何战败的教训,相信对我们今天的国家战略、军队建设的方向乃至民族精神建构等,仍然有着现实的重大意义。

二、八年抗战的中国战场
  1、八年抗战中国战场击毙日军数只占日军二战死亡总数不到22%,而且牵制的也不是日军主力。
  要说明哪个国家对战胜法西斯起了多大作用,只能用战果说明。有人不同意这点,如《疑义相与析》一文作者说: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如果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持续了十四年;从七七事变算起,也有八年。美国从什么时候加入的,张先生总不至于不知道吧?在1941年以前的年或四年里,难道不是中国一家在对付日本?战胜日本并顺带替中国赢得胜利的‘主力’美国在哪里?难道张先生的字典里,‘主力’是要等双方打得精疲力竭后才出场捡便宜的意思?(该文是针对网友转载我‘八年抗战’一文时署名‘张忠义’而言,下同)。”
  这是从抗击日本侵略时间长短而言,本不值一驳,但还得说说。时间长就贡献大?欧洲的波兰、法国、南斯拉夫和英国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时间都比苏联、美国长,难道就比后者贡献大?如此逻辑推论则朝鲜自1910年被日本吞并就一直没停止抗日斗争,时间长达35年,是否打击日本比中国贡献大?金日成可否类似问一句:“你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20年在哪里”或“我在长白山打游击奇袭普天堡时你中国在那里”,甚至“中国抗战是出场捡便宜”等,我们接不接受?可见不看战果只看时间长短是何等荒谬。至于美国是不是,“出场捡便宜”我下面第3章再详细回答。
  那就看战果。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因此详细说说。先不说日本二战物资、武器损失多少,单说人数。我国大量书籍宣称,八年抗战中国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歼灭日军133万,占日军二战总损失195万的70%。这是中国战胜日本、中国是抗日主战场的主要依据。但我们只要仔细研究这两个数字就知道,尽管这两个数字都来自日本书籍,却是偷换概念计算出来的。日军在中国损失133万,是个累计数,包含了死亡和受伤两个数据。这里要谈一下军事常识。战争的损失,一般只统计绝对损失数(死亡),只有某场战役才统计伤亡数。因为二战中主要交战国军队的伤员75—80%能重返前线,因此往往造成重复计算。正如一些老红军多年身经百战多次受伤,如进行累计就会出现多人,实际受伤的只是一个人。所以战争损失只统计绝对损失(死亡)。那么日军在中国战死多少呢?据日本自己统计,二战中日军总计战死185万人(另截止投降时有10万残废伤员,这就是195万这个数字的由来),其中在中国八年战死4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八年抗战击毙日军数只占日军二战死亡总数不到22%。我们的历史书用日军在中国的死亡数和累计受伤数去和日军绝对损失
  总数对比,就得出了70%这个障眼法。

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例,志愿军到底损失多少?有50万、37万、15万和11万。这些数字都是正确的,只是统计口径不同。11万是志愿军战斗死亡数字,15万是战斗死亡11万加上医院中伤员医治无效死亡和非战斗死亡4万人得出的数字。50万是战斗死亡11万加上累计受伤38万人次得出的,37万是11万加上剔除累计多次受伤的25万伤员得出的
  以上数据参见徐焰:《第一次较量》)。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数字有185万、195万、287万;在中国损失的有40万、105万、133万、150万乃至198万等数字,除错误计算的外,也是上述不同口径造成的。问题要害在于必须就同一口径进行比较,而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二战中日军到底战死多少?其中被中国军队击毙多少?
  根据日本资料提供的数据,日军在二战中的死亡人数,按不同统计口径和截止时间,有185万、212万、232万这三个数字。185万,是日军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这八年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数字;212万,是包括二战后日军死亡的数字(如在苏联的西伯利亚集中营死亡的战俘);232万,是除日军正规军人死亡外,加上武装平民(类似于中国的民兵)和“异国者”(即强征入伍的朝鲜兵和台湾兵)的死亡数字。

(1)二战期间日军战死185万人
  资料来源是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记载的日军伤亡数:Lr4
  陆军 海军 平民 计
  死亡失踪 1439101 419710 658595 2517406
  残废疾病 85620 8895 94515
  残废军人有2万人在战后死亡(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译本,第4卷1799页)。
  也就是说,日军二战期间战死的精确数字是1858811人。2001年日本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也称:“二战中日本死亡军人约186万,平民约66万,”这已是近几年的数据,说明这一数字是相当准确的。
  《疑义相与析》质疑我关于侵华日军战死40万人的来源:“既然日本方面的资料都只给出‘包含了死亡和受伤两个数据’的133万,并未明确死亡数目,张先生何以就得出日军在中国战死40万人的结论呢?这是张先生语焉不详的地方。”这可是怪事,作者上面引用了大量日本史书,竟没看到这一数字?作为一个研究抗日战争的学者也太不应该吧?这个数字来自日本厚生省援护局1964年3月1日公布的调查,宣称日本陆军在中国八年死亡385200人,海军19400人,合计404600人【数据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该书是日本102卷《战史丛书》“压卷巨著”、10卷本的《大本营陆军部》的节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606-607页】。   
      或许有网友质疑日军统计的精确性。这除了我上述强调的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档案外,还可以仔细分析。日军实行的是地域征兵制,即一个部队的人员来自同一地区,如大家熟悉的第5师团来自广岛、第6师团来自九州岛熊本,越是基层单位,就越是来自更小的行政区域,如中队(连)、小队(排)的人员都来自同一个街道和村庄(日本行政区划用町、目等),本身就是亲戚、同学、朋友,早已互相熟识,所以凝聚力强,如有战死者必拼命抢回尸体。而日军伤员陷于绝境时绝大多数会自杀,鲜有降者;在太平洋孤岛上全军覆没,即可判定绝大多数战死。而当时日本有着完整的户籍制度,因此日军对死亡人数是清楚的.、精确统计的和可信的。反观之中国军队,以国民党军队为例,部队来源庞杂,许多新兵一来就投入战斗,许多人员还是随时就地征召、就地投入战斗,同一部队之人互不熟识;作战多为退却,有多少尸体落入敌手也不知道;失踪者是战死、被俘还是逃亡或被其他部队收容更不清楚。《南方都市报》今年7月14日登载文章《从长城脚下打到越南的老兵毛金中——那些还叫不上名的新兵转眼就消失了》,提到“部队在每次损失惨重的战斗之后都会补充新兵进来,但往往是补充来没几天的士兵,转眼在新的战斗中就找不到了,然后又会有新的士兵增补”,就是一例。因此,国民党军损失统计远不如日军精确。国民党宣布抗战八年军人战死132万,只能是最低数字。抗战时国民党政府连中国有多少人也没有统计,所谓4亿人是通过食盐的消耗推算出来的,由此可见一斑。

对其他战场战死的日军也说明一下。其余日军死在哪里?根据《日本陆海军事典》引用的日本厚生省援护局1956年3月调查数据,从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4日(“芦沟桥事变”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日军战死的185万人中,在中国(不包括东北)战死40.46万人(与上述数据一致),在“满洲”(即中国东北)战死2.65万人,在缅甸战死16.2万人。
  也就是说,在八年的侵略战争中:日军在中国战场被击毙40.46万人,约占22%;在中国东北战死2.65万人,主要是1939年在诺门坎冲突中死亡8800人和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的战果。也许网友立即质疑: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击毙日军公认的数字是8万多人,怎么这里日军在东北八年总共才死了2万多人?原因我在下面再详细分析。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数字统计截止日期是8月14日,即苏联出兵东北才一个星期,苏军部队还在穿越沙漠、山岭(如大兴安岭)以及原始森林,日本关东军只有一部与苏军发生战斗,损失并不大。根据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一书称:“截至8月15日,关东军主力没有损伤。”苏联参战后7天内同苏军交战的关东军部队,有7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和一些独立部队(其中3个师团受到很大损伤),只占关东军24个师团、9个混成旅团的一部分(见该书191页,这里还不包括朝鲜军7个师团)。“换言之,到8月15日为止,关东军的主力尚未同苏军交战,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从日军3个师团受到很大损伤来看,其战死在1万人左右。连同日军1938年在张鼓峰、1939年在诺门坎与苏军冲突中战死约1万人,则苏军击毙日军约2万人,占二战中日军死亡总数的1.1%。则八年抗战期间,抗日联军在东北击毙日军只有6000人左右(详见下面分析)。

     日军在缅甸战死16.2万人,除去中国远征军击毙日军1万多人外(这在本文“远征军印缅抗战”一节中专述),约15万人主要系英军击毙,占8%。
  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击毙的日军为125万人,占67%。换言之,二战中2/3的日军系被美军击毙,美国毫无疑问是战胜日本的头号主力。
  所以我国史学界长期把中国八年抗战毙伤日军133万人(其中击毙仅40万)去与日军二战的绝对损失195万(其中被击毙185万)相比,宣称中国歼灭日军占二战日军总损失的70%,就是一个混淆不同统计口径得出的“障眼法”。而在今年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权威文章中,如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发表的《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一文,也称:“中国战场毙伤俘日军155万余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伤亡人数的75%以上。”(《人民日报》、新华社均引用该说法)就是把133万这个数字与宣称的另在中国东北毙伤日军20多万(我将在下面指出这个数字同样不正确)相加,还是去与日军二战绝对损失数对比,如果照此计算,则盟军(包括美军、英军和苏军)歼灭日军数不到日军总损失25%、也就是不超过50万人,这显然是不符实际的,因为仅美军就击毙了日军125万人。

(2)包括战后损失,日军因战争死亡总数为212万人
  根据《日本陆海军事典》引用的日本厚生省援护局1956年3月调查数据,日军因战争死亡总数为212万人,比185万这个数字多了20多万,这是因为,该数字包括日军在二战后(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死亡人数。战后日军死亡情况是:在中国(不包括东北)死亡5.11万人。这一数字颇令人费解,因抗战胜利后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并没有象苏联那样大规模折磨死日军俘虏,这5万多日军是怎样死的?
  我推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被苏军击毙一部。因1945年8月8日苏军除出兵东北外,还有一部进攻张家口和承德、山海关。张家口是日军“中国派遣军”下辖的“驻蒙军”防区,而苏联出兵后日军将承德、山海关所在的热河由关东军防区划归中国派遣军,故中国派遣军也在与苏军的战斗中受到一定伤亡;
  与中国共产党游击队作战的伤亡。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正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进行大反攻,但日军根据命令只向国民党军投降,所以对共产党游击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据冈村宁次回忆,停战后一段时间在中国的日军在对共产党游击队的抵抗中,损失达7000多人。
  参加中国内战被击毙。抗战结束后,特别是在华北的国民党部队有利用投降的日军参加内战、进攻中国共产党解放军的现象。尤其是山西的阎锡山,留用侵华日军达1.5万人,编成第10总队等番号,用作内战的急先锋,战斗中大量伤亡,只有少数人回国。在晋中战役中,阎锡山部被歼10万,其中日军第10总队带头冲锋突围,相当部分被击毙,总队长原泉福少将(真名元泉馨,原日军驻山西的独立步兵第14旅团的旅团长)和7名高级军官自杀。太原战役时,参战的日军1100多人,被击毙700多,死亡率颇高。因此参加中国内战而死的日军不在少数。
  因饥饿和自杀而死。抗战结束后,中国物资极其缺乏,更不用说日本战俘和侨民了。据日本资料,停战后日本在中国(包括东北)饿死病死的平民达17万人,肯定有相当部分战俘也遭此下场。另因为战败,有许多日军因绝望而自杀(有的在回国的船上跳海)。
  战后日军在中国还死了5万人,目前还缺乏详细的分类资料,希望网友在这方面也作些考证工作。

加上这个数字,则日军在中国战场死亡人数为45.57万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在中国东北还死了2.02万人,全部是苏军战果,因为有相当部分关东军还在继续抵抗,特别是东宁虎头要塞,抵抗至8月26日。
  所以:
  日军在八年侵略中国全境的战争中,战时在中国关内战死40.46万人,在东北战死2.65万人;战后还在中国关内死了5.11万人,在东北死了2.02万人,合计共50.24万人。 这就是《疑义相与析》一文中引用的:“就单以侵华日军的死亡人数来说,日本方面也有502400人(桑田悦、前原透合著:《日本的战争:图解及数字》)的说法”,就是把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被中国军队击毙的加上在中国东北被苏军击毙的数字混在一起全部计入中国战果,还是把“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和“在中国被击毙的日军”(苏军击毙4万)这两个不同范畴混为一谈,也是没有细读我之原文而导致的常识错误。

但不仅是常识错误,《疑义相与析》为证明东北抗日军队打击日军的贡献,再次玩起了“障眼法”:“――日军在东北的伤亡,据日本方面统计,在1931年9月到1945年9月的14年中,日军官兵被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武装毙伤俘约17.2万余人,据我方不完全统计,日军被我击毙者为182700人,加上伤、俘的不下25万人。”
  日本学者伊豆公夫等确实指出,关东军在东北14年损失17万多人,但这包含死亡数和累计受伤这两个数字。上面已指出,日军八年在中国东北战死人数为2.65万人,那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6年中日军在东北战死多少呢?靖国神社的牌位上写得清清楚楚:17176人。也就是说,关东军在东北14年战死总数约4.4万人,其中2万人系苏军所击毙。《疑义相与析》将日本学者承认的日军在东北的伤亡数字(与苏军和中国抗日军队作战)简化为“被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武装毙伤俘”,再次偷换概念,却堂而皇之的冠以“据日本方面统计”,不能不说有误导读者的嫌疑。至于“据我方不完全统计,日军被我击毙者为182700人”就不值一驳了,这一数字比日军在东北14年死亡总数4.4万人夸大了3倍,而且一个简单事实是:东北义勇军总计30万,后约有10万左右退入关内(大部被宋哲元的西北军收编,成为29军骨干,故七七芦沟桥事变时抗日斗志旺盛),一部投降;抗日联军5万人大部伤亡,合计伤亡也就是20多万,如《疑义相与析》所说以此损失就能击毙日军18万、加上伤俘25万,诚如是,则为我民族之大幸!
  真实情况是:日军在中国战场死亡人数为45.57万人。连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抗日联军在东北的战果,合计击毙日军47万多人,还是占日军战争死亡总数212万的22%。至于苏军战果,战时、战后在中国东北各击毙日军2万人,合计4万,但不是苏军歼灭日军的全部。苏军除出兵东北外,还进攻了朝鲜北部,以及共有10万多日军防守的库页岛;(萨哈林岛)南部以及千岛群岛(特别在占守岛发生了激战),战后苏联还占据千岛群岛中的北方四岛至今。据日军统计,战争中在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合计战死2.44万人,除去在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被美军击毙2300人以及其他海战零星死亡外,约2万人系苏军击毙。故苏军击毙日军总数为6万人。

但这还不是死于苏军之手的全部日军。
  日本投降后,苏军在东北将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战俘60万人编成几百个作业大队,押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大批日本俘虏被折磨致死,据《日本陆海军事典》截至1956年统计,"被折磨死的日本战俘共5.27万人。而根据1990年6月20日苏联科学院东洋学研究所国际部部长齐利琴科发表的研究报告,称被强行扣留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关东军有62068人死亡,
  2004年日本的教科书也采用了这一数字。故苏军杀死日军总数为12万多人(作战和折磨致死各6万),占日军死亡总数212万的5.7%。
     战后日军在缅甸仅死亡2600人,可以忽略不计。
  加上战后损失,日军共死亡212万人,其中被中国军队击毙47万人,被苏军杀死12万人,在缅甸被英军击毙15万人,而死于太平洋战场、被美军击毙的日军达138万人,占65%。据《日本陆海军事典》统计,其中仅在菲律宾,日军就战死陆军36.87万人,海军11.79万人,合计48.66万人,仅此就超过了中国军队击毙日军总数!0%
  所以只笼统地宣称中国八年抗战毙伤日军133万,表面上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死亡138万相当,但从实质看日军被中国军队击毙47万,却只有其在太平洋战场死亡数的1/3,这是完全不能等量齐观的。

(3)连同武装平民和“异国者”,二战日军总计死亡232万人。
  《日本陆海军事典》统计的二战日军死亡185万、212万这两个数字,均是指日本正规军人(即有军籍者)的损失,而战争中特别是战争后期,随着战事逼近日本海外岛屿(如塞班岛、冲绳岛)及战线纵深(如苏军席卷中国东北),有相当部分居住在上述地方的日本平民被动员起来加入战斗,这类人被日军称为“附属人员”(类似于中国的民兵),也计入战争损失中。此外,还有所谓战死的“异国者”,即朝鲜兵和台湾兵。这在靖国神社的牌位中有着详细的分类。
  目前靖国神社祭祀有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至1945年二战结束70多年间死亡的246万多名军人的牌位。其入选的标准是:战死、战伤死、战病死等“公务死”之人(因公殉职)。其中,在“中国事变”(即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这段时间的侵华战争,因当时中日两国均未相互宣战,故称“中国事变”)战死191218人,
  在“大东亚战争”中(即从1941年“珍珠港事变”到1945年战争结束,即太平洋战争)战死2133760人,合计232.5万人(因靖国神社的牌位随时都在添加,故数字是动态的,但差别不大)。
  这里要说明的是,靖国神社祭祀的牌位中,有极少量的平民,如被美军击沉的用于疏散平民的轮船“对马丸”上的遇难的800名儿童。还有5.7万多名女性,她们生前是战地护士、通讯兵等。有人认为她们不算战死的军人,但我认为应该计入。此外,还有战争中被日本强征入伍而战死的朝鲜兵和台湾兵的牌位,其中朝鲜兵21181人,台湾兵27863人,合计约5万人。这也应该计入日军损失。

按照靖国神社的标准,日军在二战中总计死亡232万多人,比《日本陆海军事典》统计的212万人多了20万人。除了5万朝鲜兵和台湾兵,还有15万是什么人?这是因为靖国神社祭祀的,除了正式军人外,还有武装平民,这方面日本有着严格的区分。以冲绳战役为例,日本死亡军人和平民总计18.8万人,按照分类统计,正规军战死9.4万人,参加战斗的平民战死5.6万人,而没有参战死亡的平民3.8万人,战后其遗属(日本称“遗族”)所受待遇完全不同。就在《旧金山条约》刚刚签字后的1951年10月,日本政府的阁议就通过了“关于处理战伤病者与战没者遗族以及设立协议会之件”,正式将恢复战争时期的军人恩给制度提到了日程,并在1952年的国家预算中列入了战死者遗族和战伤者的“年金”。这里的补偿,不包括在海外或日本内地因战争死伤的普通民众,所以,这些死伤者及其遗族也就得不到国家的补偿或援护。如在冲绳战役中死亡的9万多民众中,有38754人因没有参加战斗,其遗族被认为不符合各援护法规定的范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而有5.6万多平民因参加了战斗或从事后援而战死,其遗族就得到了补偿,而且这部分死者还进入了靖国神社。
  所以除了正规军人和“异国者”外,战争中日本还死了15万武装平民,日军称为附属人员,其战死地分别是:[在日本海外岛屿,特别是冲绳岛、硫黄岛、马里亚纳群岛(包括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等地死亡7万人,提尼安岛还被称为“玉碎岛”。
  在菲律宾死亡3万多人。上面已指出,日军在菲律宾战死正规军48.66万人,而据日本厚生省援护局宣称,日军在菲律宾总计战死51.8万人,就是包括这3万多附属人员。
  在缅甸死亡2万人。上面已提到日本正规军在缅甸死亡16万多人,加上这2万附属人员,有18万多日军被英联邦军队击毙在缅甸(日军记载投入缅甸30.4万人,死亡18.5万人,见《长编》中册,313页。这一数字包括含中国远征军击毙1万多日军在内)。
  在中国东北和苏联西伯利亚死亡3万多人。苏联出兵东北时,日本关东军兵力总计75万人,但尚有15万“在乡军人”(退伍兵)紧急动员,主要从事后勤运输工作,由于遭到苏军大纵深突击,这部分日军被击毙3万多人。所以苏军宣称出兵东北共击毙日军8.3万人,除这3万附属人员外,还有正规军5万(具体分类是:从8月8日出兵到8月14日这一个星期,击毙1万人;从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到26日虎头要塞的最后抵抗结束,击毙2万人;在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击毙2万人)。因此苏军在1937年张鼓峰、1939年诺门坎冲突中击毙日军1万人,1945年出兵东北击毙日军8万多人,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折磨死日本战俘6万人,合计共杀死日军15万人,占日军死亡总数232万人的6.5%。以日军死亡232万人这个口径计算,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击毙日军约150万人,占64.7%。

有中国学者根据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的著作《日本近代史》提供的资料统计,称日本在整个二战中伤亡总数为287.4万人,其中在太平洋战争及亚洲其它战场中伤亡共89万余人,以此推算,日本在中国战场的伤亡人数达198.4万,接近70%。这一数据也被中国历史著作广泛引用,但实际也是不正确的。
  井上清的著作《日本近代史》中的原话是:“从1937年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开始,至战败投降止,军人、军事人员及附属人员战死病亡者约233万人,下落不明和仍留在国外者(1956年)为6.3万人,负伤人员和领取残废抚恤金者30.9万人,共达287.4万人.
  这里用的日军死亡233万这个数字,与靖国神社的232万基本一致,具体分类我上面已详细说明。至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死亡89万,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是日军在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被美、英军击毙和死于伤病者约89万人(见林三郎所著:《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军队》),具体分类是:在菲律宾死亡51.8万,在缅甸死亡18.5万,在所罗门群岛死亡6.6万,
  在新几内亚东部死亡12.76万(见藤原彰:《饿死的英灵们》,青木书店出版),而不是日军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的死亡数,因为日军在中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硫黄岛、冲绳岛等地还被美军击毙数十万人(含附属人员)。中国某些学者将日本二战总伤亡数287.4万简单地减去其在西南太平洋的死亡数89万,就得出中国消灭日军198.4万这个天文数字,将美军在中部太平洋和日本海外岛屿消灭的日军,以及苏军的战果统统据为己有,是相当不严谨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日本在二战中的人员损失。据2001年日本出版的历史教科书称:“二战中日本死亡军人约186万,平民约66万,”合计252万,但这仅是战时的损失,如我上述,二战结束后日军死亡也不在少数。按照靖国神社的算法,二战日军死亡232万人。除去15万日军附属人员(“武装平民”),日本普通民众死亡约50万人,其中在海外岛屿战斗中和本土死于美军战略轰炸的33万人,在中国死亡平民17万人。死于美军轰炸的日本民众,主要是投在广岛和长崎的2颗原子弹,当时共杀死约10万,人。还有就是1945年3月9日美国战略航空队一次出动B—29型重型轰炸机234架,对东京进行大面积轰炸,投下燃烧弹1667吨,使东京四分之一地区燃起了大火,烧死日本平民8.3万人。但这还不是日本战争死者的全部。由于遭受原子弹的辐射,广岛、长崎的幸存者战后陆续死去,也被日本列为战争死难者。据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称:一颗原子弹在广岛就杀死25万人,在长崎也造成20万人死伤。就是计入战后陆续死亡的数字。所以日本因战争而死亡者,有军人230多万,平民约80万,合计310万。据《人民日报》2002年8月15日报道,日本政府为纪念第57个“终战纪念日”,举行了“全国战殁者追悼式”,“如往年一样,明仁天皇和皇后、政府要员、以及众参两院之长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约6000名代表,今天上午在武道馆集会,追悼日本在二战中死去的310万战殁者。”。所以日本因二战死亡总数是310万人,为中国在八年抗战中军民死亡总数2100万人的1/7。
  这里再说一下1945年停战后日本在中国死亡的17万平民。其中在中国东北死亡平民10.15万人(数据统计依据: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4卷,2796-2797页),主要原因一是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后,在东北的数十万日本侨民躲入深山老林,因缺乏食物大批饿死;到了1945年冬天,因缺乏御寒衣物也有大批侨民冻死。在中国关内死亡的7万日本平民也是同样原因.
  总结起来,中国八年抗战击毙日军40万,虽只有美军战果的1/3,但也多于苏联和英国,就打败日本的贡献,是第二位的。这就是中国战场在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历史定位。贬低甚至只字不提,是有偏见;过分拔高到第一位的抗日主战场,则属夸大.

2、中国战场不是抗日主战场
  我们还长期接受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乍一看确实如:此,不好辩驳。然而只要清醒地分析,我们也只有承认,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实际上是另一个障眼法。它一是只看战争前期情况而不提整个战争全局,二是混淆了“中国战场抗击的日军”和“在中国的日军”这两个概念。日本陆军二战中有四大战略集团,就是在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
  在中国的两支日军中,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所对付的,实际只有一支“中国派遣军”。为什么?
  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全东北,东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东北义勇军,达到30万人,但在关东军打击下,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灭,少数退入关内;另一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接近5万人。但在日军残酷清剿下,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主力基本被打散,1940年残部退入苏联编成1个旅,只有1000多人。也就是说,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已无成建制军事力量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作战,中国八年抗战战场,也就是在关内与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的战场。根据日军记载,东北的抗日军队,
  1932年21万,到1937年只有1.3万,1940年只剩1900人(见王辅:《日军侵华战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268-269页)。可见1937年后,日军在东北已无大仗可打,1940年后东北更已无抗日军事力量,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战场。
  我国的历史书中也都称抗战中敌后的共产党游击队抗击侵华日军的60%,也只计算日军“中国派遣军”力量,因当时国共两党都没有力量派军队到东北去打击关东军(抗战结束后倒是上演了进军东北的争夺战)。但在提到中国战场牵制的日军总数时,又加上关东军的"数字,确实是“为我所用”。只要查看日军战史就清楚,二战中关东军从来就是以苏军为主要作战对象,后来全部覆灭于苏联红军之手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学者在提到中国战场抗击的日军时多次加上关东军数字,可以说是混淆了“中国战场抗击的日军”与“在中国'的日军”这两个概念。今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发表的《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一文,就多次宣称:“到1938年10月,日本速战速决战略破产,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此时,日本侵华兵力已达.32个师、海军2个舰队和28个航空中队,分别占其陆军总数的94%、海军的2/3和航空兵力量的60%”。实际上,当时日军用于中国关内战场的,为24个师团,另有8个师团属于位于:
  东北的关东军,并无大仗可打;另有2个师团在日本本土。此时中国战场日军师团占70%左右。“1940年,日本陆军共49个师,其中38个师陷于侵华战争中,占陆军总兵力的78%”。此时日军在中国的38个师团中,有27个属于中国战场的“中国派遣军”,占55%;在东北的关东军有11个师团,在日本本土有9个师团,在朝鲜有2个师团。

中国战场成为抗日主战场只有一段时间,就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至1941年“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陆军大部和精锐确实集中在中国战场,这些为大家所熟知,不必多说。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战场在整个二战中一直就是抗日主战场,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陆海军主力投入了该战场。同样的道理,1939年德国法西斯军队主力集中在波兰、1940年集中在法国,我们就不能说二战期间波兰、法国是抗击德军的主战场(因1941年后德军主力投入了苏联战场)。
  1939年“诺门坎事件”日军惨败于苏联红军之手,痛定思痛,遂重点加强关东军,通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使关东军膨胀到16个师团,75万人,精锐云集,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居第一(每师团2.5—2.8万人,而“中国派遣军”每师团仅约1.3万人,只有关东军一半,而且师团炮兵也远不及关东军,这一点本文第4章再详细论述)。0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51个师团,其中“国内军”6个师团(含在朝鲜的2个),关东军13个师团,“中国派遣军”22个师团,“南方军”10个师团。就兵力总数而言212万人,其中关东军73万人,数量和质量均居第一;“南方军”40万人,精锐程度仅次于关东军;“国内军”38万人;“中国派遣军”虽然有62万人,论数量居第二位,但因精锐大多抽调给南方军,质量已大为下降。师团数虽占43%,但人数只占30%,可见“中国派遣军”编制也逊于其他战略集团。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因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主力,使日军无法集中力量攻击苏联,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危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又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实际上日军进攻苏联与否与中国战场形势关系不大,否则怎么解释如果中国战场真的拖住日军,日军又如何能抽调精锐将关东军加强为最强大的战略集团?日军进攻苏联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远东苏军兵力。“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时,日军估计远东苏军超过30个师,60万人,2700辆坦克,2800架飞机,鉴于“诺门坎事件”惨败的教训,认为是日军难以对付的“涩柿”,只有在远东苏军师减少到原有1/2即15个师,坦克、飞机减少2/3即分别为900辆和1000架左右的“熟柿”状态时,才能“瓜熟蒂落”出兵进攻;二是德军进攻苏联形势,当德军受挫于莫斯科城下时,日军已基本放弃“北进”苏联的方针。加上美国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日本为避免军事机器瘫痪(日本90%的石油需要进口),为夺取东南亚石油资源而最终决定“南进”太平洋。可见,中国战场形势对日军无论北进还是南进都影响不大。
  《疑义相与析》一文对此进行了重点驳斥,引用了大量资料:
  “——日本之所以不能集中力量执行其‘北进’政策(‘关特演’只能集中70万人,不足以达到日本原先估计的对苏‘熟柿’状态),最大原因即在于中国战场牵制了其大量的兵力。这一点,日本人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日军须镇压东北的游击战争,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整备对苏战略体制始终未得进展”(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400页,每日新闻社1974年)。另一方面,即是因为要保持大量的兵力以应付关内)的战争。如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说:‘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持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者,亦以日本对华用兵故’(《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档案(三)22237》)。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回答(外相)松冈说:‘日本现在中国使用兵力太大,实际上(对苏开战)办不到。’(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67-68页,东京1956年版)苏联元帅扎哈罗夫也说:‘日本之所以未立即对苏开战,是因为它的大量兵力牵制在中国。’(《结局》,第16页,苏联科学出版社1969年版)”


可谓言之凿凿。但这无非证明了我上述的论断,即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的第二大战场,毕竟牵制了数十万日军,但说是主要因素则未必。此时关东军师团数虽比“中国派遣军”少8个,但人数却比“中国派遣军”多,师团编制和炮兵力量也大一倍以上。中国如果是抗日主战场,就应该牵制住日军主力、大量消耗其力量使之无法抽身、日军新动员部队应大量调入中国战场填补缺额才对,但何以“中国派遣军”人数只占日本陆军总数的30%、日军为此次“关特演”而动员的50万新兵全部调入关东军?以致出现当时并无进行战斗的关东军兵力大、关内战斗频繁的“中国派遣军”兵力反而小的倒挂?可见中国战场对日军的压力有限,日军可以用“中国派遣军”现有力量维持现状而强化其他战略集团。就算关东军集中了进攻苏联需要的师团数(25个)和兵力数,也无法调集最低限度的坦克、飞机当时关东军有坦克400辆,只有远东苏军的15%;飞机1000架,只有苏军的36%,质量也远远落后),而且还是以一厢情愿寄望远东苏军兵力减半为前提。关东军对苏作战兵力不足,是因日本野心过大,既想控制住在中国现有的占领区,又企图集中力量趁德军进攻苏联、远东苏军主力西调而“北进”捞一把,但远东苏军兵力始终不减(卫国战争期间远东苏军西调50多万,但也从西部调来更多部队和新兵到远东整补、训练,故远东苏军总兵力反而日益增加到百万大军),日军终不能等来“瓜熟蒂落”。我在后面将详细分析,这是日军企图同时追几只兔子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其战略部署的失误,两头落空。毛泽东早已精辟指出:“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来说,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可能使用于中国方面的用的差不多了”(毛泽东:《论新阶段》,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189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随后面对美军越来越猛烈的反攻,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南方军成为最精锐的战略集团,“国内军”为抗击美军登陆本土也通过总动员而空前膨胀。关东军全部精锐师团和“中国派遣军”大部主力师团都调往太平洋加强南方军和“国内军”,实际上成为战略预备队,质量空前虚弱。其兵力变化如下:
      关东军
  原有13个师团和2个坦克师团,这15个师团可称为“第一关东军”,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部队,但全部调往太平洋战场,即抽调9个师团到南方军,调回本土6个师团。至此13个常备师团、2个坦克师团全部调走。
  1945年5月5日,从中国派遣军转隶34军和39、59、63、117师团。;以在东北的退役“在乡军人”新组建了21个师团,除转隶1个师团外,剩下20个师团,加上“中国派遣军”转隶的4个师团,计24个师团,75万人,但质量低劣,武器严重不足,战斗力只相当于“第一关东军”的8个半师团。如加上在朝鲜新组建的7个师团,则关东军为31个师团,105万人,与“中国派遣军的18%,论人数占日军投降时总兵力720万的14.6%。
  中国派遣军
  1942年1月到1945年1月,抽调13个常备师团到太平洋战场,原有的22个常备师团只剩9个。1942年5月组建7个师团,随即1个常备师团转隶关东军后又回国。到1945年2、3月,新组建16个师团。如上所述,1945年5月抽调4个师团转隶关东军。
  所以“中国派遣军”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的22个常备师团,调往太平洋战场13个,转隶1个给关东军。新建的23个师团,4个转隶关东军。因此日本投降时“中国派遣军”有8个常备师团,19个新建师团,合计27个师团,105万人。新建师团大多是四流部队升级编成,战斗力极弱,真正的堪称精锐的部队只剩下第3、13师团。投降时“中国派遣军”师团数占315.7%,人数占14.6%。这就是日本投降时的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兵力所占的比例。/  南方军
  从1942年初开始,日军不断从中国和本土抽调精锐常备师团加强南方军,其中从“中国派遣军”抽调13个常备师团,从关东军抽调7个师团,从国内抽调5个师团,合计25个师团,占南方军45个师团总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原有10个常备师团,期间组建10个新师团)的58%。而且抽调的25个师团中,有24个是常备师团,连同南方军原有的10个常备师团,合计34个,占日军51个常备师团总数的69%。可见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确实云集了大部分陆军精锐。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从其他战略集团不断向南方军增援精锐部队,却未从南方军向其他战略集团抽调过1个师团!这也可以看出日军战略重心转移到太平洋的趋势。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师团数从51个猛增至172个,其中本土的“国内军”师团数从66个增加到69个,占40%;南方军从10个增加到45个,占26%。这两个战略集团从16个师团猛增至114个师团,不但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172个的66%也就是2/3,而且云集了绝大部分精锐师团(本文第3章详述)。就人数而言超过340万,占日本陆军总兵力550万的62%。
  兹根据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记载的投降时日军驻外兵力分布计算如下(不包括75万关东军):
  日本投降时海外军队分布:
  地区 陆军 海军 小计
  朝鲜 29万 29431 319431
  中国 1049700 63755 1113455
  太平洋 1003683 309504 1313287
  合计 2343483 402690 2746073
  (该书第4卷1782页,太平洋包括台湾、西南诸岛、菲律宾和中南半岛上的日军)另该书记载,投降时国内本土四岛陆军240万,海军130万;驻外陆军310万,海军40万,合计720万人(第4卷1697页)。720万军队中,陆军550万,海军170万。
  一切都应该清楚了:
  日军在本土的力量最大,合计370万,占总数的51%。就陆军而言,占44%,海军则占76%。如加上南方军,则日军在本土和太平洋战场的陆军达340万,占62%;海军160万,占94%。合计500万,占70%。
  “中国派遣军”即使同日军驻外军队对比,陆军105万,占海外陆军310万的34%;海军6万,占海外海军40万的15%。合计111万,占海外日军350万的32%。mE而且必须注意的是,向中国投降的111万日军,是中国八年抗战击毙40万日军后余下的;而在太平洋的130万日军,则是被美军击毙125万后余下的。这一重大差别是不能忽略的。这里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日军“国内军”之所以列入抗击美军兵力,是因为只有美军具备登陆日本本土的条件。1944年以后,美军从南(菲律宾)、东(马里亚纳群岛)、北阿留申群岛)三面逼近日本本土,迫使日军三次进行“本土总动员”,并紧急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精锐部队回国,使“国内军”急剧扩大到240万人,加上海军达370万,兵力最为雄厚。美军不但通过轰炸摧毁了日本各大城市,冲绳战役后直逼日本本土并准备登陆(因战争结束而取消)。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消灭关东军只在战争结束8天前,苏联海军在二战中表现极为拙劣,不具备消灭日本海军和大规模登陆日本的条件。中国关内主要战略要地还在日本人手里,抗战胜利对中国来说还是遥遥无期,以致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无人相信,第一反应是“哪个据点的日军投降了”?至于登陆日本更是天方夜谈。
  二是或许有网友要问,有的资料显示中国受降日军不是111万,而是128万,哪个正确?这是因为,中国受降的日军除包括“中国派遣军”外,还有驻台湾的日军(16万人),以及越南北部的日军。越南北部的日军属南方军序列,按照就近原则投降中国;在台湾的16万日军属日军“国内军”第10方面军序列,主要抗击美军登陆(1944年美军将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确有登陆台湾和菲律宾之争),中国军队当时当然不可能有实力渡海攻击台湾。因此尽管台湾的16万日军向中国投降,只是按照台湾属于中国的原则,却不是中国军队能够抗击的力量。

4、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未能全歼日军一个联队(替作者补充一下,其实抗战还是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的,骑兵第二十七联队: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不过此公手下才八十七名队员。但就古贺队长的死,日军还是称“这实在是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未能从日军手里夺回一个中等城市有必要谈一谈常识。怎样才能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一是要连续打歼灭战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二是要夺取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大城市(局部战争另有规律,这里不谈)。为什么要打歼灭战?因为打歼灭战能最大限度的消耗敌军有生力量,并通过缴获补充自己,还能震撼敌人,从敌军阵势中打开缺口,赢得回旋余地,这一点对于处于弱势的军队尤其重要。现代战争的常识是,一场战役死亡与受伤比例基本是1:3.5—4,而伤员75-80%能重返战场。如在正面交战中毙伤敌军1万,那敌军至少有6000能重返战场,也没有缴获,只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消耗战。而歼灭战中全歼敌军1万,就能给敌军造成1万人的绝对损失,效果完全不同消耗战,所以八年抗战中国战场毙伤日军133万(击毙仅40万),与太平洋战场美军歼灭日军125万(全部击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正如毛泽东军事思想一再强调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次反围剿,每次均全歼敌军3万人左右,就可迫使数十万敌军退却,中央红军从4万发展到8万,力量翻番。反之第五次反围剿,基本是正面拼消耗,尽管杀伤敌军不少,敌军却步步进逼,红军越打越弱,被迫长征,湘江一场消耗战使中央红军仅余3万,处境危急,前后对比鲜明。解放战争,解放军全面贯彻打歼灭战方针,仗越打越大,胜利越来越显著。第一仗上党战役,全歼国民党军3个军,3.5万人;第二仗邯郸战役,又全歼3个军、4万人。至于三大战役就不必说了,每次都聚歼国民党军几十个师、几十万人。
  《疑义相与析》很不同意上述观点,大段驳斥:
  “——作为军事常识,张先生应该知道,之所以统计战果须将受伤与死亡等一起计算,是因为受伤和死亡在失去战斗力方面是一样的。受伤者中诚然有相当部份可以重新加入战列,但不是立刻,而是要一定的休养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其战斗力被剥夺是无疑的。而受伤者之中因致残而不能参加以后战斗的人数也不在少数,从战斗力角度考量,这和死亡等同。另外,稍有常识的人也可以知道,如张先生讲的负伤几十次(哪怕几次,有多少人是受伤多次还能重复加入战斗的,即使有,将其受伤休养的时间去掉,你再看看他究竟有多少时间参加战斗。)造成重复统计的,在现代战争中的比例是极小的。”
  真是高论!“统计战果须将受伤与死亡等一起计算,是因为受伤和死亡在失去战斗力方面是一样的。”如此说来,毛泽东军事思想打歼灭战的核心“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击溃敌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完全错误,红军、解放军也不要打什么歼灭战了,反正正面拼消耗杀伤敌军1万人与全歼敌军1万人效果是一样的!“第五次反围剿”拼消耗没有错!是谁没有军事常识?
  诚然就一次战役而言,伤员确实一段时间不能重返战场,因此统计受伤人数就战役而言是必要的,但就长达数年时间的整个战争而言,就意义不大。二战各大国军队伤员中,大部分能重返战场,据统计二战中日军伤员康复率正常情况下就为76%。如上所说,如中国战场正面作战杀伤日军1万,那么有6000日军是能重返战场的。
  更妙的是这个论点:受伤“造成重复统计的,在现代战争中的比例是极小的。”嘿嘿,以解放战争为例,战争中解放军牺牲26万,负伤104万,根据中共党史研究权威金冲及叙述,解放军伤员80%可重返前线(见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册,903页),也就是说约80万伤员重返战场,这不是个小数字吧!又照《疑义相与析》作者说法,红军老战士只要负伤一次就够了,然后在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全中国的一、二十年战斗中就炼成金刚不坏之身,刀枪不入!因为受伤“造成重复统计的,在现代战争中的比例是极小的”
  每一个老红军都可以告诉《疑义相与析》作者,他如何身经百战负伤累累、身上有多少弹孔、体内至今还遗留多少弹片?

打歼灭战还有另一重要意义,就是消灭敌军骨干,使敌军战斗力急剧降。部队骨干是战斗力的核心,我军从南昌起义开始奋斗22年,尽管挫折不少,但基本没有成建制的部队被全歼(西路军也有部分逃回),骨干得以保存,成为部队扩展的基础,最终使我军达到建国时70个军、540万大军的高峰。再看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整编74师在孟良崮被全歼,之后虽然重建,但战斗力已下降几个档次,不堪一击。还看一看外国,苏联卫国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前,苏军毙伤德军168万,但因基本没有达成歼灭战,全局依然被动;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全歼德军主力第6集团军20万人,就立即迎来了战争转折点。
  《疑义相与析》作者不承认这点:
  “——日军精锐师团中,大都参加了侵华的初期战争。在这持续数年的战争中伤亡的,大都是训练时间长,战斗素质好,法西斯毒化较深的老兵,这是后来短期训练后补充的新兵所无法代替的。”
  前一段是不错的,中国抗日战争防御阶段,确实对付着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杀伤的多是日军素质好的老兵。但前面已说过,只要不是全歼敌军,就无法予敌军毁灭性打击。首先大部分伤员可重返战场,新兵受伤后其战斗经验也更加丰富。抗战中国民党军曾将康复的伤员编成“荣誉师”,成为主力王牌(如参加昆仑关作战的郑洞国的荣誉第1师),就是一例。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日军士兵中战斗经验丰富的基干兵员占总兵力的60%,就是因为其在中国四年作战中未遭歼灭性打击,大批骨干得以保存;但随着太平洋上许多主力部队被全歼,1945年这一比例就急剧下降到15%(见《太平洋战争正史》)。一支部队只要保存了骨干,就有了壮大的根基,德国军事思想认为,部队的老兵最宝贵,哪怕数量少,但就象酵母,只要一点就能发起一大团面粉。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不过3万,但恰如星星之火,终于发展成燎原整个中国大地的540万大军。以解放军“万岁军”38军为例,其骨干334团前身为彭德怀平江起义的部队,抗战时是威震胶东的“老六团”,进军东北后也是第1纵队骨干,正是由于部队中骨干始终保留,38军得以不断壮大,1947年夏虽然攻打四平时伤亡过万(头等主力第1师第1团就从2700人锐减到1000人),但很快就恢复元气,成为东北野战军总预备队,1949年入关时已是拥有5万多人、装备甚至超过了国民党军
  全美械“五大主力”的头等王牌。按照《疑义相与析》观点,38军四平一战伤亡过万后就应该一蹶不振、越来越弱、无法壮大了?

  讲了一大通“废话”,无非是要证明,中国八年抗战,也需要连续打大歼灭战才能达到胜利。美军在太平洋上连续歼灭日军重兵集团,才步步进逼日本本土(本文第3章详述)。
  遗憾的是中国战场八年抗战,却未能全歼日军一个联队(团),哪谈得上胜利。
  有网友抗议:不对!中国打过大歼灭战,如台儿庄歼灭日军2万,武汉会战在万家岭全歼,
  日军第106师团,昆仑关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还有几次长沙会战、远征军缅甸之战……似乎理直气壮。遗憾的是,这全是国民党虚报战果。国民党虚报战果由来已久,最可笑的解放战争中将其宣传“消灭”解放军的数字前后加起来,竟超过1亿!华东的国民党军占领临沂空城后,陈诚向蒋介石“报捷”消灭共军主力16个旅,但很快就传来国民党军3个军7万人在莱芜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全歼的噩耗,使陈诚自打嘴巴。胡宗南也不让陈诚“专美”,1947年3月占领延安宣布歼灭“共军”5万,抓获大量俘虏。查实此战解放军伤亡不过500(毙伤国民党军5000,创1:10之纪录),胡宗南夸大战果竟达100倍!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虚报战果虽不至如此荒唐,但夸大战果几倍乃至10倍也是家常便饭,至今台湾仍津津乐道其抗战“辉煌战果”,早已成为笑柄,在国际史学界失去了“公信力”,对其观点和数据根本不屑引用。惜当今我国“杨家将”史学盛行,对国民党军自吹自擂的“辉煌战果”完全照搬,似乎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突然变得特别老实、格外实事求是了。
  可能吗?符合逻辑吗?
  再说一说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未从日军手里夺回一个中等城市。
  网友们马上抗议:有长沙、宜昌、常德、 南宁、桂林、张家口……莫急,且听慢慢道来。
  弱势一方军队在战争的某一阶段或某场战役而言,确实要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但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大中城市的争夺就极为必要,否则守军进可攻,退可守,战争势必拖延。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进行了一个个岛屿争夺战,就因为它们是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无法绕过。解放军一贯强调以歼灭有生力量为主,但随着战局发展敌军龟缩城市,野战无战机可寻,已必须进行攻坚。如华北野战军不攻克石家庄就无法打开解放区局面(这是我军攻下的第一个中等城市),辽沈战役以攻锦州为焦点,就是这个道理。
  之所以说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未从日军手里夺回过一个中等城市,是因为凡是日军决定坚守的城市,中国军队就无法夺取;中国军队宣布收复的城市,都是日军决定放弃的空城。要夺取日军决心坚守的城市,或要攻坚,或要在野战中消灭日军主力,使其被迫放弃城市.
  然而我们看看八年抗战收复的城市,没一个是上述情况夺取的。大城市更不用说,抗日战争前期日军夺取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在日本投降时不是还在日军手里?中国军队又通过哪一次大会战夺取之?
  为了说明这上述观点,下一章节是绝对必要的。

再说一说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未从日军手里夺回一个中等城市。
  
   5、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几次大会战分析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了23次会战,国民党也以此作为资本,大肆吹嘘其一个个“大捷”,毙伤日军从2万到20万不等,“全歼”日军联队、旅团乃至师团的说法都有。不弄清这些基本事实,也就无从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下面对几个典型战例进行剖析:
   (1) 中国军队主动发起“八一三”淞沪会战
   “八一三”淞沪会战是当时军政次长陈诚建议主动发起,以将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到华中。当时军政次长陈诚从上海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提出扩大沪战的建议:“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驱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一牵制之。”陈诚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蒋介石作此建议后的回应:“一定打”。陈诚的理由是,自古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都是从华北南下黄河、长江,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如依仗机械化优势大举南下华北平原,攻占武汉,中国军队不但难以抵挡,而且国民政府和抗战物资也无法撤退到大后方进行持久抗战。不如主动进攻上海吸引日军,国民党军可依托钢筋水泥建筑大量杀伤日军,并将日军主力逐渐引到华东稻田水网地带,使日军重装备难以运动、发挥威力。
   南京军事委员会管理部代部长姚琮也曾向蒋介石解释建议淞沪作战,“其利有五:指挥便利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补给较便三也;江南多港湾不利于敌四也;易动列强感官,而得多助五也。”这个看似比较全面的战略决策,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淞沪之战的主流判断。可惜此后实际作战中,几乎都未能出现对国民党军有利的方面。
   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试图以上海为战争舞台,获取国际社会同情。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曾警告英国外相艾登,“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国在这里战败,日本将控制整个中国市场,因此中国作战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英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也主张,以上海之战正世界之视听:“毫无疑问,在上海前线许多精锐军队是要丧失的。问题在于,是运用这些军队坚守上海,从而在国外产生心理上的效果呢?还是后撤到一个偏僻角落进行战斗,这个地方不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会有任何人表示关心,但是损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在什么地方,战斗是为了什么。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国最大利益,西方人士将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战况报道,马上会得出印象。所以我们主张政府尽可能坚守上海一线。”就连当时的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也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当时对他坦言:“上海这一仗,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
   蒋介石同意陈诚、姚琮军事方面的判断,加上考虑上海为远东经济中心,还有租界,西方各大国有直接利益,如上海开战西方大国必会干预,因此指示主动发起上海作战。
   国民党这一“围魏救赵”战略是否正确呢?可以说是极大错误。就大战略而言,当时对中国最关键的是时间,因内战刚结束不久,国民经济正逐渐恢复(193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战前最高峰),陈诚本人也正在负责利用进口武器装备50个国防师的计划(如与德国合作,用江西大余的钨矿石换取德国武器),在上海与日军大战则势必终止中国的抗战准备而仓促与日军决战。实际当时日本决策机构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对是否全面侵略中国摇摆不定,以参谋次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暂时占了上风。石原为当时实力派人物,因当时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为皇族只是挂名,军部实权在参谋次长石原手里。石原甚至主张:“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满华国界,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日华间根本问题。”(《大本营陆军部》第1卷,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452页)。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也策划“日中邦交调整和停战方案”与“船津工作”。1937年7月底8月初,石原莞尔向日本陆军、海军首脑疏通,坚持“以外交手段收拾残局”。于是以石射猪太郎为主,会同陆军省当局人员,作出了日中“全面邦交调整方案”和“停战条件”。这个方案获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三省一致同意,首相近卫文麿也立即表示支持。石射猪太郎把这一方案委托于设在上海的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让后者将方案秘密地透露给南京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试探中方态度。8月9日,船津与高宗武在上海进行会谈,同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与高宗武也作了一次会谈。
   据这个日本方案,中日双方军队停战线划定为河北省永定河及白河右岸以东、以北各地区及察北六县为非武装地带,日军除战前驻屯军原有兵力外,新增部队一律撤退,中方则将中央军撤出河北省,实行停战,同时废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以及《淞沪停战协定》。所谓调整邦交,日方承认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河北、察哈尔,撤销冀察政务委员会及伪冀东自治政府,日本对内蒙、绥远不加干涉,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及河北经济协定。中国则对东北的伪满洲国予以承认或者默认,日方则考虑对华经济援助及撤废治外法权等等。
   日本这个方案,是通过回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换取国民政府对东北伪满洲国的正式承认。国民政府本可利用此次谈判与日本周旋,尽量赢得更多时间。然而当高宗武返回南京时,“八一三事变”正好爆发。中国军队进攻上海日军后,石原莞尔被迫辞职,日本统帅机构决定全面侵华,可见陈诚主动挑起上海战事的失策。就算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本动向判断不明,日军占领武汉就能切断国民政府退路?实际上还有江南广大地区可作回旋,抗战中这些地区有六、七年时间还在中国手里,大可作为撤往大后方的通道。再说日军从华北大举南下就能发挥机械化优势?黄河、淮河、大别山区都可极大限制日军行动,以后武汉会战中日军精锐部队在大别山特别是富金山陷于苦战就是例子,并非就是日军通途。至于国民党军70多个师、70多万大军在淞沪狭小战场与日军硬拼,在日军海陆空优势火力密集攻击下死伤枕藉,伤亡达30万,甚至有一天伤亡万余的惨况,正是让日军充分发挥其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优势。所谓江南稻田水网限制日军作用也有限,日军正可发挥其海军优势用舰艇溯长江而上武汉,有力配合陆军行动,这一点正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不具备的。还有就是京沪一体,上海既为前线,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日军增兵上海后很快就直捣南京,对中国抗战震动极大。至于国际干涉纯为幻想,当时绥靖主义盛行,西方大国决不会为了中国与日本翻脸,火中取栗。
   当代历史学家余子道在《论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统帅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沪,既削弱了华北抗日战力,又未保住京沪杭地区;而上海、南京失守,长江门户洞开,对武汉和华中腹地威胁极大。这不能被视为是战略上的成功。”《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作者黄仁宇认为,“从现在公布的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并无全盘计划”。蒋介石虽然早有作战计划并决定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但是对于日本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却“一切未经考虑”,“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迎战,可能出敌不意,而敌之对策亦出蒋之不意”。
   由此可见主动发起上海作战是何等幼稚,但国民党战后数十年照例吹嘘这一战略如何“高明”!
   国民党军准备进攻上海的第一批部队是87、88师,原为国民政府的警卫部队,是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全德国武器装备,为国军精华。秘密开到上海附近后,张治中又建议抽调正规军化装为保安队进驻上海,蒋介石同意了,派了第2师补充旅换上保安服装进驻虹桥机场。何应钦认为这一做法冒险,拍了张治中的肩膀:“文白,这是要闹出事来的啊!”(见时任第9集团军作战科长史说的回忆:“八一三凇沪抗战记略”,载“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系列之《八一三凇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90-91页)
   现在我国著作均称是日军主动挑起上海战事,其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硬闯虹桥机场挑衅并打死我卫兵,我忍无可忍将其击毙,日军遂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国民党正规军化装为保安队进驻虹桥机场后,见大山勇夫驾驶摩托车驶来,高度紧张,以为被识破身份,遂先开枪将其击毙。事发后“凇沪警备司令部急了,参谋长童元亮和上海市长俞鸿钧商量,把一个死囚穿上保安队服装,打死在机场门口,说日军强行闯入时打死我卫兵”(同上,91页)。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时,国民党军占了绝对优势,除2个精锐师外,还有2个装备德国火炮的重炮团,即炮兵第10团(100毫米加农炮)和炮兵第8团(150毫米榴弹炮),加上坦克、空军助战,按理应全面压倒上海的日军。其时日军在上海的部队仅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紧急从日本商团中动员退役军人,合计也不过4000人(国民党夸大为1万人以上),重武器也不足,起初也没有海空军支援,但其依靠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致使国民党军无法达成重大突破。此次为国民党军第一次军种(空军、海军、陆军)和诸兵种(步兵、炮兵、坦克)大规模合成作战,协同动作很差:步兵逼坦克冲锋又不予以掩护,结果坦克被日军全部击毁;步兵失去坦克掩护后攻坚伤亡惨重,甚至出现一个营部队挤在一条街内被日军坦克堵住街口全部击毙的悲壮战况。
   陈诚回顾上海围攻未竟的教训,认为“以5师之众,对数千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功,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史说回忆,“步兵与炮兵、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从来没做过”。
   此后双方大量增兵,日军投入精锐的第3、11师团,国民党军增援也达30万,尤以陈诚嫡系18军等部队血战罗店最为惨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在华北的汤恩伯、卫立煌、李默庵部外,先后全部投入淞沪战场,可谓倾注全力。而国民党军顽固坚持阵地战死守方式,彻底将作战变为“以血肉之躯与铁弹相拼”的“肉弹主义”。中国军队的伤亡,每天平均高达一个师!
   僵持到10月中旬,国民党军终于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桂系军队。北伐时桂系7军战斗力远强于蒋介石嫡系1军,与“铁军”4军并列,号称“钢军”。在著名的“贺胜桥战役”中,7军与4军叶挺独立团并肩血战,大败吴佩孚精锐之师。吴佩孚用尽全力,大刀队共砍下7名团长和2名旅长的头,吴也手刃几名逃兵。但杀红了眼的桂系7军竟齐向吴军枪声最密集处冲锋。吴军终于大溃,几万人竟对督战队发起反冲锋,一哄而过,夺路逃命。吴佩孚的副官也在乱军中被打死,而吴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1927年8月军阀孙传芳以6万军队大举渡江反攻,南京危急,7军赶到后不惜伤亡惨重攻占南京城制高点栖霞山,然后发起反击,把孙传芳军压迫于八卦洲,血战七天七夜,杀得孙传芳6万大军尸横遍野,大败而逃,孙传芳从此退出中国政治舞台,“钢军”之名更是威震天下。北伐后李宗仁、白崇禧全力经营广西,将其建为“模范省”,大办民团,抗战前训练壮丁120万人,自1932年起,每年向德国订购新式步枪1万支,至抗战时达5万支;又订购自动步枪1000支,钢盔5万顶。此次桂军主力7、48军等7个师投入淞沪战场,白崇禧自认为可一举扭转战局,提出从南翔、真如间出击、“压迫日军入海”的不切实际计划。10月19日进攻发起时,适逢日军也以新到的第9师团(与11师团一样是日俄战争时参加过旅顺攻坚战的精锐主力师团)总攻,双方主力迎头相撞。桂军初上战场,将日军施放的烟雾误为毒气,队形自我混乱;加上当时淞沪战场上只有桂军头戴钢盔、身穿黄色军服,极为显眼,遭日军飞机、火炮、坦克和机枪密集火力突击,数万大军一日即被打散,上万敢死队大部战死。“小诸葛”见桂系溃兵被其他部队收容,多年经营毁于一旦,不禁痛心疾首,连日饮食不进。
   以后11月日军第10军杭州湾登陆迂回,淞沪前线数十万国民党军全线撤退,毫无组织,先退部队仓皇炸断桥梁,以致随后汽车拖带的重炮无法过河,这些花费巨额外汇购进的大批德国重炮战场上损失不大,现在却被迫丢弃,令人万分痛心!原拟撤退部队依靠吴福国防线抵抗日军,但地堡钥匙在当地乡长、保长手里,此时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工事因无维修许多废弃,以致毫不起作用,战前国民政府花费巨资构筑的吴福国防线,就落得这样下场!随后日军直插南京,10万多守军除叶肇的粤军66军抱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的想法杀出血路突围外,其余被日军缴械后全部屠杀,连同平民遭日军屠杀者达30多万,龙蟠虎踞的金陵城沦为血与火的地狱!
   淞沪会战日军伤亡数一直有争议,《疑义相与析》指出:“比如淞沪战役,据日本军部公布的金山卫登陆前日军淞沪战场的伤亡数字,从8月至11月8日,计战死19594名,负伤80243名,共伤亡99847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册83页)。”
   淞沪会战日军伤亡9万多,是我国史学界普遍采用的数字,《疑义相与析》还指出其来源,又是日本军部公布,又是来自日本权威战史,看来确凿无疑。但是且慢,这里藏有一个大“猫腻”……
   查原文,记载是这样的:
   “到9月29日止累计……上海战死2528名,负伤9806名,合计12334名。”,“出兵以来伤亡累计数如下:
   10月14日,战死3908名,负伤15843名,合计19351名。
   ……
   11月8日,战死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
   原来如此!日文原文给出的是从8月到11月8日几个日期的日军伤亡的数字,而且注明是“累计数”,难道还要重温小学算术?!我每天吃1个苹果,3天就累计吃了3个苹果。分开累计的话第一天吃了1个,第二天累计吃2个,第三天累计吃3个。按《疑义相与析》的算法,将3个日期的3个累计数加起来,就成了6个。这就是“猫腻”所在!淞沪会战日军的伤亡,截至11月8日是战死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这就是日军淞沪会战伤亡数字,所以日军伤亡是4万而不是9万,军事科学院出版物也采用4万这一数字(见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80页)。日文原文并无“战死19594名,负伤80243名,共伤亡99847人”这样的字样和数字,纯属《疑义相与析》作者自己有意无意错算出来的,却注明来自日本军部公布和日本书籍,似乎是日文原文如此。而且该文还多次采用类似的“猫腻”,逃不脱欺骗读者的干系!(淞沪会战是本文第一个探讨的正面战场战例,说明多一些,以下战例从简,否则本文就成为一本大部头著作了,希望网友自行查找有关资料,客观研究得出自己结论)。
   (2)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为大家熟知,宣布歼灭日军2万,有的更说全歼日军第10师团。注意一下就知道,台儿庄一战日军参战仅2个旅团,因第10师团在山东济南、兖州、济宁、泰安、肥城、邹县等津浦路沿线都留下大量守备部队,第5师团有1个旅团在华东,一部在青岛。第5师团在临沂与西北军激战不讲,直接进攻台儿庄的第10师团部队与当面中国军队20万相比处于绝对劣势,蒋介石也训斥国民党军前线部队“数倍于当面日军,早当予以解决”,何况日军背后还有德国武器装备(包括150毫米重型榴弹炮)的汤恩伯的20军团,但仍被日军全身而退。此役日军2个师团伤亡1万,谈不上全歼第10师团。
   《疑义相与析》提出疑问:
   “――日本人的统计只包括第5、第10两个师团。即日军第2军第5师团战死1281人,负伤5478人;第10师团战死1088人,负伤4137人。合计战死2369人,负伤9605人,伤亡总数11974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册41页)。而参加作战的日军尚有华北方面军之第16师团、第114师团、第14师团、关东军混成第3旅团、关东军混成第13旅团、华中派遣军之第6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它们统统的毫发无伤?”
   该文作者再次忽略了,参加台儿庄作战的日军,确实只有第5、10师团各1个旅团,至于后面列举的日军其他部队,是投入徐州会战的兵力。
   (3)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乃八年抗战最大一次会战,国民党军投入上百万大军,宣称毙伤日军20万,真是天方夜谭。日军进攻兵力为9个师团,27万人,如此早已覆没,何谈占领武汉?日本军史上说得清清楚楚,武汉会战参战日军伤亡为35500人(桑田悦、前原透合著:《简明日本战史》,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81页)。近年台湾国民党军史研究人员也认为武汉会战毙伤日军20万太过夸大,但还是认为有12万左右。至于国民党军伤亡,则为254628人(《抗战胜利40周年论文集》,上,1986年台北版,195-196页。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596页)。
   应该说武汉会战国民党军伤亡25万是可信的,那就更显出所谓毙伤日军20万的荒谬,如此双方损失接近1:1,这可太好了,国民党军只须如此硬拚几次就可将侵华日军拚光了!至于日军损失12万也夸大了3倍多,还是应该以双方记载的己方损失数较准确,依据我在序言已说明。而日军记载的国民党军伤亡也大得离奇,宣称掩埋中国军人尸体19万多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195、201页),我亦不取。
   有网友反驳说日军投入武汉会战兵力不止27万,期间不断进行补充,总数应达50、60万人。这是不了解现代战争规律。现代战争作战中,特别强调集中兵力原则,尽量将最大限度兵力集中在首次突击中。如二战中1939年德军进攻波兰,一线兵力达151万,预备队不过10万;1941年展开陆军330万人袭击苏联,作战半年不过补充65万人。再以解放战争为例,辽沈战役初东北野战军70万大军南下锦州,时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55万,按照这些网友的观点,打到后来双方岂不投入三四百万?武汉会战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一个波田支队,加上其他加强部队姑且算10个师团,伤亡3万多的话平均1个师团伤亡3000人左右,实际上会战期间日军1个师团也就是补充3000多人,如第6师团得到3200名补充兵员(《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译本365页),27师团补充新兵3000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911页)。
   《疑义相与析》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再如日军中的王牌稻叶第6师团,经武汉外围黄梅、广济、田家镇战斗后,伤亡巨大,除补充3000名新兵以外,又将116师团之志摩源吉混成支队及另外2个步兵大队编成石原支队入列。所以1937年的第6师团和1939年的第6师团虽然番号相同,但内在素质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
   熟悉二战日军情况的人都知道,作战中日军经常将旅团、联队加强坦克、火炮和工兵等编成支队,临时配属其他部队,但战后都立即归还原建制。二战日军实行的是地域征兵制,第6师团来自九州熊本,根本不可能将来自京都的116师团部队纳入自己固定建制,其自身建制部队的缺额也没有依靠在中国的日军后备兵员就近补充,而是要等待从家乡熊本来的3000新兵。冈村宁次评价第6师团是“日本第一强大师团”,“作战英勇无比……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对其他配属部队等缺乏关心”(《冈村宁次回忆录》,337页)。
   武汉会战中日军有两个进攻方向,即第2军从大别山南下,11军溯长江西进,国民党军防御中也分别在两个方向的富金山、德安重挫日军,并对此大肆宣扬,却夸大到离奇程度。富金山之战,日军第2军3、13师团遭到国民党军宋希濂的71军等部顽强阻击,伤亡4000多人(国民党军伤亡1.5万人),但一些著作如孙挺信的《中日大决战》却记载:日军承认,富金山之战死4506人,伤17380人;共计伤亡21886人。查日军史料,这些数字是11军在整个武汉会战中的伤亡,却被孙某人张冠李戴到第2军在富金山的伤亡去,令人瞠目!
   德安万家岭之战是国民党战史宣扬的武汉会战的“大捷”和焦点,如记载:“第9战区第1兵团司令薛岳将军,奉蒋、陈之命早已将第25、70、8、4、64、74、66等7个军的兵力,埋伏在德安、庐山地区山岳丛林地带,摆下个反八字形的阵势,等待敌人。”又记载薛岳自夸:“我这个反八字形阵势,如袋捕鼠,又如飞剪……”至于万家岭大捷之成果:“日军第101、106师团之木岛、池田、津田等4个联队和其他部队共3万余人,被中国军队全歼。其第106师团几乎被歼殆尽,仅有1000余人逃脱……”
   好得很!既然全歼日军3万,控制了战场,国民党军当拿出日军在万家岭尸横遍野壮观景象的录像和相片,缴获也必堆积如山了!可惜,没有(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曾宣布击落美军2架大型直升机,机上50多名美军毙命。其实北约轰炸南联盟并无1人死亡,在战争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零死亡”。既然击落美机,如果南联盟公布飞机残骸和50多名美军尸横遍地的录像带和相片,将产生怎样的效果!索马里游击队拖着美军尸体游行的录像一公布就立即迫使美军撤军,南联盟竟愚蠢到连这一点也“想不到”?)。实际上全歼日军第106师团不过是吹嘘,106师团虽然损失很大,毕竟终于坚持到援军解围。
   日军第106师团为特设师团,为常设师团第6师团的预备役(特设师团番号为常设师团番号加上100),虽然同样来自九州熊本,编制也相当,但战斗力天差地远,武汉会战时任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在给熊本师管区的信中尖刻地写到:第6师团为日本第一强大师团,106师团则为第一弱旅。万家岭战役在9月25日至10月17日间,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薛岳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日军战史则称106师团伤亡只有3000多人。10月11日,冈村宁次严令各部不惜代价增援万家岭,在增援的日军27、101师团部队迂回威胁下,损失惨重的薛岳兵团主动撤退。一些国民党将领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增援日军不直接解围而是迂回包抄威胁构成包围圈的国民党军,“以迂为直”起到了不战屈人之兵的效果。
   再提一提花园口决堤事件。徐州失守后造成了日军进逼郑州威胁武汉的严重局势。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在豫东兰封县(今属兰考县)发动了“兰封战役”,但功败垂成,反而使整个豫东门户大开,被迫西撤郑州。1938年6月6日开封陷落,郑州危在旦夕。部署西撤的同时,蒋介石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就是“以水代兵”,决堤放黄河水阻敌西进。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正式作出了决堤的决定。决堤可保郑州,但几省的土地和人民怎么办?牺牲惨重可想而知。6月7日凌晨,国民党军53军1团奉命在中牟县境内花园口掘堤,6月9日上午8时开始放水。此次黄河决堤放水,导致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2.9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水淹没,成为黄泛区。600余万人民遭受洪水侵袭,共导致89万人死亡。至于日军,则仅被淹死7452名。现在多数著述开始从积极的方面肯定它的军事意义,认为这一举措阻止了日军西进,为保卫武汉赢得了准备时间,并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造成了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局面。但实际上:一、日军停止西进是在花园口9 日出水之前3日就决定了的,与花园口决堤无关;二、日军按其计划决定的时间,完成进攻武汉的作战准备并实施进攻,未因花园口决堤而改变或推迟;三、日军进攻武汉路线未因花园口决堤而全部改变;四、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兵力不足,并无战略意义。因此,“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价值仅在给日军造成了一些困难,使其主力改沿淮河推进为沿长江推进。与豫、皖、苏人民因黄水泛滥遭受的损失相比,这点军事价值不足称道”。(马仲廉:《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4)昆仑关大战
   国民党军头等主力第5军大战昆仑关、全歼号称“钢军”的日军第5师团21旅团,是国民党抗日战史的又一大“亮点”。但仔细分析史料,昆仑关之战虽然击毙第21旅团的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但日军死亡不过数百(国民党宣称消灭4000),离被全歼还差得远。
   许多网友质疑上述判断,下面就详细分析一下。
   1939年11月日军第5师团(辖第9、21 旅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在广西钦州湾登陆后占领南宁,其中台湾旅团守卫钦州湾到南宁的补给线,第9旅团奔袭中越边境的龙州,第5师团直属部队和3个步兵大队赶修南宁飞机场,师团长手下控制1个步兵大队作为机动。以第21旅团2个大队占领高峰隘并向武鸣方向警戒,1个大队占领昆仑关,1个大队担任昆仑关至南宁交通线的守备。所谓的“昆仑关大血战”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目标,就是昆仑关上那1个大队的日军——第21旅团第21联队第3大队,约800人。
   12月中国军队27个师、15万人大举反攻,将部署在南宁至昆仑关狭长山路中的日军切成数段分割包围,态势既为有利。此时日军第5师团已轻装化,全部实力21945人,只有75毫米山炮20门,75毫米野炮12门,没有坦克,作战中也没有空军支援;中国军队特种兵有4个炮兵营和115架飞机(重轰炸机9架、轻轰炸机26架、战斗机80架)。仅主力第5军就有3万人以上,直属1个坦克团,1个150毫米德国榴弹炮营,作战中得到空军大力支援。军长杜聿明计划是,郑洞国的荣誉第1师担任昆仑关正面进攻;戴安澜的第200师为总预备队;“德国将军”邱清泉的新编第22师迂回插入昆仑关与南宁之间,向六塘守敌进攻,断昆仑关之敌的退路。此时昆仑关前线国民党军名将和精华云集,火力也罕见地压倒了日军。
   但被围日军顽强抵抗等待援军,12月18日,日军21联队1、2大队前往增援昆仑关,19日被完全包围,遭到中国军队优势兵力在100多架飞机和重炮、坦克支援下猛烈攻击,逐渐支持不住。21旅团42联队2个大队增援再被包围,此时台湾混成旅团发扬“武士道”精神,主动派出台湾步兵第1联队增援,12月23日冲入九塘与被围的21、42联队会合,台湾步兵第2联队也于25日进入七塘,归42联队指挥。可见,由于日军陆续增援,包围圈内的日军越来越多,从1个大队增至4个联队,中国军队聚歼其也越来越困难,最后全歼的,不过昆仑关前哨高地的日军1个中队和2个混成小队而已。日军记载昆仑关之战伤亡:21联队参战1360人,死亡198人,受伤469人,失踪16人。42联队参战860人,死亡176人,受伤271人,失踪21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1243页)。可见昆仑关之战日军伤亡不过1151人,其中死亡、失踪411人。将打死敌军数百夸大为歼敌过万,乃国民党军“拿手好戏”,如1949年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渡江南下,以8月15-17日的青树坪之战号称最为惨烈,13兵团49军146师在湖南省双峰县青树坪遭白崇禧指挥的桂系主力7、46军最精锐的3个师包围。146师当时被围在山间盆地中,全是石灰岩,无法构筑工事,部队拥挤在一起,炮兵无法展开,而桂军早已埋伏多时,各种口径的火炮都已对好了标尺,空军和地面部队刚刚装备了美军最新的对话机,陆空火力可直接协同,而且衡阳机场离青树坪非常近,轰炸机空中飞行只需5-6分钟,飞机起飞刚刚拉起就已到战区上空,马上投弹扫射后,又立即返航装弹,再飞回战区,反复轮番轰炸,最多时达30架次。加上精确的炮击,桂系7军才发起总攻,战况空前激烈!解放军被围的146师激战后在145师接应下突围,而白崇禧战后宣布全歼共军前卫师万余人,在海内外轰动一时(白崇禧的目的在于向美国人邀功以争取美援)。其实青树坪一战,据权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称:“此战146师伤亡、损失877人,第145师也伤亡470余人”(第5卷343页)。所以146师虽然伤了元气,但主力成功突围,而且师部和所有团部均完整突围,没有1个团遭歼灭。青树坪一战与昆仑关战役非常相似,国民党军都是投入精锐部队,且兵力占了绝对优势,空军和炮兵也有压倒优势,但青树坪一战解放军损失不过千余,国民党军夸大为万余即10倍以上;昆仑关之战日军伤亡千余,国民党军夸大为击毙4000多,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昆仑关之战后,日军又增援以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发起“宾阳会战”,一举击溃国民党军20万人,其中第9师师长郑作民阵亡(第9师是国民党军核心主力,其前身就是蒋介石掌握的第一支军队、起家老本――黄埔教导团)。整个桂南会战,以国民党军虎头蛇尾而告终。在整个桂南会战中,日军死亡2621人,伤3378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 分册)。2月22日,在柳州军事会议上,蒋介石非常恼火,将总指挥白崇禧和中央督战大员陈诚给予降薪留职处分,将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上将以下8个将官撤职查办。
   (5)在武汉的日军11军对周围中国军队上百个师各个击破
   日本在二战中的最大战略毛病,是野心太大,既想一举灭亡中国,又要北进苏联,还要南下太平洋,同时追三只兔子,结果一只也追不到。陆军以苏联为宿敌,在侵华战争中一直在关东军保留了庞大的精锐部队,也不加强“中国派遣军”,但惧于苏军战力又不敢轻举妄动,结果形成“中国派遣军”兵力不足、关东军极为强大又闲置无用武之地的怪事,战略上至为失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精锐大部调往“南方军”,陆续被歼。“中国派遣军”不但兵力不足(1939年达到85万人的高峰,此后常年保持在60万人左右,1944年又逐渐加强,但战略重心已转移),而且精锐陆续调往国内军和南方军,质量也大为下降,只能确保城市、交通线等要地。中国派遣军只有一个军是“攻击军”,长期担负有进攻任务,那就是驻守武汉周围的第11军。该军长期保留有7个师团,面对周围中国军队3、5、6、9战区上百个师,采取“短切突击”战术,重在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而不以夺取、确保城市为主。尽管中国军队4个战区上百个师部队对武汉形成战略包围,却各自抱着保存实力的心态,消极挨打的多,主动进攻的少(仅有1939年冬季攻势和1941年第6战区反攻宜昌例外),以致日军11军得以从容转用有限的兵力,东南西北轮流出击(南昌、枣宜、宜昌、豫南鄂北、鄂西、上高、浙赣、常德和四次长沙会战),四面开弓逐个击破当面中国军队,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1939年3月南昌作战,日军突击主力是被称为“弱旅”的101、106两个特设师团,鉴于武汉会战的教训,11军经理部长在德安的兵站医院安排了收容1万伤员的设施,但军参谋宫崎周一说此次作战伤亡不超过1000人,被前者认为是开玩笑。实际日军此次南昌作战有备而来,集中使用了大量重炮和坦克,因而顺利攻占南昌,伤亡不过960人(《冈村宁次回忆录》,388页)。5月国民党军反攻南昌失利,29军军长陈安宝战死,国民党却以歼灭日军2.4万掩饰。
   日军决定坚守的南昌国民党军无法夺取,相反,当日军攻占某城市后按计划放弃,返回途中又接上级命令确保该城时,就能立即返回夺取之,从而使刚刚宣布收复某城“大捷”的国民党军自打嘴巴。1940年6月12日日军占领宜昌,大肆破坏,烧毁房屋、炸毁桥梁后撤走。但此时“中国派遣军”主任参谋鉴于欧洲形势巨变,德国击败了法国,认为日军应确保宜昌,作为战略基地发动对中国大后方的进攻。海军航空队也非常赞成,认为可以缩短轰炸重庆的距离。6月15日,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长期占领宜昌的命令。而此时进攻的日军3个师团15日晚已撤出了宜昌,11军收到大本营电报已是16日晚11时,超过了电台规定的联络时间,11军只好通过驻荆门的骑兵联队分头送命令给各师团。17日12时,日军13师团重占宜昌,但因先前大肆破坏,连住房也很困难。陈诚嫡系18军本在日军撤出后“收复”宜昌,但在日军返回时又望风而逃,当然国民党军照例宣扬歼灭日军4万的“大捷”。
   再说宜昌会战之后的鄂西会战,据抗战时任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回忆:“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牌要塞进攻。6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18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鄂西战役结局,国内外影响甚大,要注意宣传,你们速拟一战报,以电话直接报军令部,政府将对有功将领加以勋奖。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其中有:‘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6个师团为骨干编成之第11军,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牌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方天……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严令全体官兵团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今,都是军令部捏造的”(以上见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新闻媒介在当时进行宣传,或者还可以理解,但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抗战胜利后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对此次战役的描写更是夸张:“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敌酋第ll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推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牌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围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由倔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十万之兵……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云云。
   实际上鄂西会战日军只战死771人,受伤2746人,硬是给蒋介石政府吹嘘成“只赢得数万具尸体”,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由此不难理解,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中宣称八年抗战国民党军毙伤日军276万这个数字是怎样来的了。
   再说著名的四次长沙会战,前三次日军均出动10万人,作战计划中早有夺取长沙后主动放弃的企图。第一次长沙会战,11军1939年8月15日制定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指出,此次进攻在于挫伤中国军队战斗意志,“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144-145页)。此次作战日军死亡850人,受伤2700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1228页),国民党军虽然承认自身伤亡4万,却宣布歼灭日军3万的“大捷”。
   有网友质疑,以日军之顽强,10万大军仅损失数千就会撤退?上面已说明,日军实行的是“活塞”式的“短切突击”作战,只要击溃数万中国军队就达到了目的,随后主动撤退“恢复大概原来态势”。因日军须保持足够力量,在周围中国军队上百个师包围中守住宜昌—武汉—南昌的漫长防线并保证有随时主动出击的实力。而且数千人伤亡不是小数字,这里谈一谈有关常识。一个国家武装力量中,野战部队只是一部分,而且即使野战部队中,除去司令部、后勤人员、支援部队外,一线作战的步兵也是小部分。以二战中德军步兵师为例,编制1.5万人,而一线作战步兵不过2000人(2个步兵团6个步兵营,每营300多人),损失数百人即影响部队战力。又以大家熟悉的解放战争辽沈战役中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为例,东北野战军投入部队为4、11纵(即41、55军)和2个独立师,进攻的国民党军为11个师,超过10万人。解放军打得十分顽强,产生了一批“塔山”、“白台山”英雄部队,但战斗中多次出现防线被突破又无援兵的危险情形,以致东总几乎要动用总预备队1纵(即38军)。但查其伤亡,不过3000多人。国民党军进攻部队也精锐云集,除陈诚嫡系54军外,还有号称自成立以来没有丢过一挺机枪的“赵子龙师”――独立95师(粤军部队),该部除以整团整营兵力轮番冲击外,还以军官和骨干手持机枪和冲锋枪、身背大刀组成密集方阵进行敢死冲击(林彪称为“精神战”),但终被打垮。查国民党军11个师全部伤亡,不过7700人。但塔山阻击战双方均形容为战况“空前惨烈”,可见一斑。
   按照二战日军将领观点,虽然当时其军队战术水平更高,但论及顽强程度,还是不及日俄战争时的部队。而日俄战争中日军即使损失一小部分,也足以伤筋动骨。以陆上四大会战为例,辽阳会战日军投入13.4万,伤亡2.3万,即难以承受准备撤退,但不料俄军提前2小时先撤,使日军意外获胜。黑沟台决战以争夺沈旦堡为焦点,日军4个师团总计伤亡9300人,即处境危险,满洲军总司令官大山岩下令血战到底,最后还是俄军先坚持不住。规模最大的奉天会战,日军投入25万,伤亡7万人,也无力追击退却俄军。当然,如下死命令必须攻克某点或被合围陷于绝境时,日军还是会血战到底,这是另一回事。
   第二次长沙会战,11军计划是“为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给西部第9战区军队一大打击”,并强调“决不是占领地方和夺取物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159页)。首要目的在于寻歼国民党军王牌主力、“虎之子”74军,重创74军以及10、26、37军等中国军队精锐后日军相继占领长沙、株洲,随即退回。此役日军死亡1670人,受伤5184人,失踪14人,合计6868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128页)。国民党军伤亡超过10万,10倍以上于日军,居然宣布“非常成功诱歼”日军2万多的“第二次长沙大捷”!
   此次战役中陈诚以为日军主力投入长沙,宜昌空虚,遂集中6战区16个师攻打宜昌,也歼灭不了日军坚守的第13师团。13师团是当时日军“中国派遣军”仅有的3个四单位制师团之一,编制达26214人,除26旅团7711人参加进攻长沙外(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3册,1544-1545页),还有近2万人,故能坚持到援军到来。
   第三次长沙会战系日军为配合香港作战而发起,只设想在汨罗江两岸击溃中国军队,“即结束作战”,作战时间限定“两周左右”(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141页)。此役日军死亡1591人,伤4412人(《长编》,中册,61页),合计6003人。国民党军损失2.8万,不过确实是首次取得胜利,但宣布所谓歼灭日军5万多的“第三次长沙大捷”,夸大战果8倍以上。
   1943年常德会战,“中国派遣军”9月28日下达的命令是:“第11军司令官应于11月上旬开始作战,进攻常德附近而摧毁敌人战力,达成作战目的后归复原态势”。至12月3日,日军占领常德,守军国民党军74军57师1.3万余人除师长余程万率300余人突围外全军覆没,日军阵亡1274人,伤2977人,另加上生病等非战斗减员,日军共损失1万人。日军11军占领常德后按原计划撤退,12日夜已退至澧水一线,但此时“中国派遣军”已计划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为此希望11军留在常德以进行下一步作战,但11军表示此次会战是按照占领常德后立即撤退而计划的,由于后勤和其他准备工作不足等原因不宜长期在常德滞留。“中国派遣军”与11军多次磋商后,同意了11军的意见,于18日下达了11军返回原驻地的命令。这就是12月12-18日日军11军数个师团从常德撤退后在澧水徘徊的原因。如此国民党军自然又顺利 “收复”常德。
   《疑义相与析》指出:
   “――中国对日本的抗战使日本的国力被大大地消耗,且无法进行正常的军工生产。日军的装备长期无法得到改善,其一个师团装备的火炮不过几十门,坦克更少。美军一个师火炮多达500门,坦克150辆。‘日、美火力对比美国至少是日本的20倍’(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279页)。除了日美两国本身国力上的差异以外,日本为应付中日战争,弹药生产费用过大,影响了其它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是个很重要的原因。日本‘军械预算大部份用于生产弹药,弹药费1937年度占军械费56%,1938年度实际上占军械费的76%’(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78页)。如果忽视中国战场对此的影响,就难以正确理解为何形成这样的结果。”
   1937、1938年日军全面侵略中国,中国战场为抗日主战场,故日军弹药消耗巨大,这一点并无疑义。问题是1941年后日本战略重心转移,为对苏作战通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将关东军加强大最庞大、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作战物资主要也往东北输送,以致大连、釜山等港口物资堆积如山,“满铁”紧急动员组织车皮突击抢运。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关东军储备的战略物资陆续转用于南方,但到战争结束时也还剩一半。在重点“北进”和“南进”的背景下,对“中国派遣军”的物资供应则日益萎缩,连基本的保障也难以获得。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中国唯一的“攻击军”11军也无正常的弹药供应,例如从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的9个月中整个军没有得到过哪怕1发炮弹的任何弹药供应!其记载的供应记录是“零”(石柏林:《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26页)。头等王牌军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1939、1940年11军两年的弹药供应量,也不及1938年一年的1/5(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212页)。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11军还有弹药供应3300吨,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临近,物资优先保证南洋大战,到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11军只有600吨弹药,不足3个月前的1/5,也是这次会战受挫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整个二战中日军无论兵力和物资的重心都有向北(东北的关东军)、南(太平洋的南方军)日益转移的趋势(具体情形后述),《疑义相与析》只举1937、1938年的例子,就反映不出这一趋势,更加不能就此推断是中国战场消耗了大部分的日本国力。如1940年德国将其主要弹药用于进攻法国,难道法国在整个二战期间就消耗了德国大部分国力?据统计八年中日本用于中国的战费120亿美元(含侵占东北的关东军费用),占其整个二战全部军费的35%(阿瑟·扬:《中国与外援,1937-1945》,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418页)。抗战爆发4年后,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武器弹药供应量还是绰绰有余(但重点在关东军和南方军,而不是中国派遣军)。1941年12月,日军武器弹药足够装备103个师团。而当时日军战斗序列有51个师团和59个独立旅团,以2个旅团折算为1个师团计,则相当于80个师团,武器弹药量尚盈余20多个师团装备,所以日军装备是充足的,并没有因为侵略中国4年的战争而经不起消耗(数据见邹辉:《蛇岂能吞象——太平洋战争日本失败根源的分析》,载《兵器》杂志2006年第4期。本文中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陆军装备情况数据大多来源于此文,不一一列举)。至于日本武器生产,不但没有因为侵华战争而萎缩,反而因为局部战争动员而大幅增长。1937年即侵华战争第一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234亿日元,其中军费33亿日元;产钢580万吨,生产步枪4.3万支,机枪2295挺,火炮744门,坦克325辆,军用飞机1600架,军舰5.2万吨;1941年即侵华战争第4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449亿日元,其中军费125亿日元;产钢684万吨,生产步枪73万支,机枪4.25万挺,火炮7300门,坦克1024辆,飞机3200架,舰艇19万吨。可见经过4年侵华战争,日本无论国民生产总值、军费开支、钢产量和陆军武器、飞机乃至舰艇均呈大幅度增长,又何来如《疑义相与析》所说:“中国对日本的抗战使日本的国力被大大地消耗,且无法进行正常的军工生产。日军的装备长期无法得到改善”?实际恰恰相反,日本通过侵华战争进行局部动员,并通过对中国占领区的掠夺,反而大大增强了战争潜力。日本国力的大幅度被消耗,是在太平洋战争中,本文后面再述。
   1944年日军集中50万大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目的在于夺取和确保从北平到广西中越边境长达2000多公里的漫长铁路线和战略要点(以对南方军补给物资),再也不是“恢复原态势”了,国民党军自然也不能重演收复名城的“大捷”,反而损兵折将50、60万,让日军一直攻到贵州独山,而且大批存放在铁路沿线山洞的美国援华物资被日军夺取或毁坏,整个大后方震动。
   1945年湘西会战,国民党军确实再次取得胜利,宣布歼灭日军2万多,己方损失2万。但查此次作战日军损失29019人,不过具体为战死1017人,病死2181人,受伤1181人,生病24640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4册,2673页),生病的占总损失85%。因湘西湿热之地,极易水土不服,故非战斗损失居多也为正常。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后风卷残云,伤亡很小,但因水土不服而非战斗减员极大,如43军进入湖南后生病者达3万,占总兵力73%,以致许多营、连失去战斗力。如此当时一溃千里的国民党军是否也可宣称“歼灭”共军3万?
   1945年后日军因太平洋上美军攻势猛烈,认为美军占领冲绳后将在上海、山东登陆,于是在中国的大战略全盘变化,决定“中国派遣军”全线收缩,集中于两个重点:北方和东部沿海。此时日军在我国有四大集团,即武汉和湘桂的第6方面军,广州的23军,上海、华东的13军,和华北方面军。华北方面军有两大任务,即在北部防范苏军进攻,在山东沿海防美军登陆(日军当时估计美军将在山东半岛投入空降师,为防范专门成立了43军)。广州的23军以龙洞为核心阵地,死守拖住登陆美军;华东为反美军登陆重点,为此决定将关东军第6军司令部调到杭州,同时第6方面军全面放弃湘桂占领区(还一度准备放弃武汉),把最精锐的3、13、27、34、40师团移师华东准备决战,直属总部。1945年4月18日,11军接到将广西的3、13、34师团和在广州的27师团调往上海的命令,同时第6方面军在宝庆(邵阳)的47师团调往济南、在广州的40师团、在韶关的131师团则调往南京。日军遂逐渐从湘桂全线撤退,日本投降时正在途中的长沙、九江。国民党军随后也跟着退却日军逐步收复南宁、柳州、桂林。如不是日本投降,国民党军势必会继续大肆吹嘘其收复衡阳、长沙的“大捷”。

(6)远征军印缅抗战
   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是国民党抗战史的“重头戏”之一,但可惜战果不实之处也比比皆是,如宣布缅北、滇西反攻全歼日军18、56师团,击毙日军4.8万等,但经核实夸大战果3倍。鉴于这一题材近年被“热炒”,也须详细分析。
   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其显著战绩除“仁安羌解围”外,还有所谓“同古大捷”。同古(又译东瓜,正式译名应为东吁)此役远征军第5军宣称击毙日军55师团143联队长横田大佐以下5000多人,还称从横田尸体处搜出其阵中日记,其中3月25日记载:“自南进以来,敌军望风披靡,我军所向无敌。不料东瓜之战却遇劲敌。劲敌者,中国军是也”(参见《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有关记述)。
   东吁之战,远征军参战主力部队是200师,为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也是国民党军头等主力(全州大阅兵排名第一)。而日军参战主力部队是55师团,是1940年7月10日成立的新部队,从未经过实战锻炼,又是以不完整建制投入战斗,故一时受阻也不足为奇。至于此役击毙日军5000可称荒谬,因日军1942年攻占整个缅甸不过伤亡4600人(亨利·莫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349页;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327页),还不够填平其在东吁一战被国民党军消灭的“窟窿”。至于所谓“击毙联队长横田大佐”,更属子虚乌有。
   查日军55师团当时作战编制和部队主官,师团长竹内宽中将,下辖:
   55步兵团,堀井富太郎少将
   112联队,小源泽幸藏大佐
   143联队,宇野节大佐
   144联队,楠濑正雄大佐
   堀井少将指挥步兵团司令部、144联队等组成著名的“南海支队”,并未参加缅甸作战,而是先进攻关岛,后投入巴布亚新几内亚,翻越欧文·斯坦利山攻击莫尔兹比港。55师团143联队中,也根本没有“联队长横田大佐”,又何来阵中日记?55师团的联队长期间只换了一名,就是112联队因在仰光遭英军装甲部队(著名的“沙漠之鼠”第7装甲旅)痛击,联队长小源被撤职,由棚桥真作大佐(因在若开作战中重创并屠杀英军而名声大振)接替。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抗战以惨败告终,10万大军仅余4万,而且大多为非战斗损失。以第5军为例,总兵力4.2万人,战斗伤亡不过7300人,撤退途中损失却达14700人,是前者一倍(主要是翻越无人迹的野人山回国途中被折磨致死)。
   至于远征军大反攻(分为驻印军反攻缅北和云南远征军反攻滇西)虽然获胜,但既无击毙数万日军,也没有全歼日军一个联队,当然更谈不上全歼18、56师团。
   远征军既为全美械装备,又得美国顾问指导充分训练(训练时一门炮一天即可打400发炮弹,为以前不可想象),加之人员充实,兵强马壮,其装备水平达到近代中国军队最高峰。以驻印军为例,新编30师有2个75毫米山炮营,每营12门,分别由吉普车和骡马牵引。新编22、38师各有卡车牵引的12门105毫米榴弹炮、2个营24门山炮。就压制火炮数量而言,已接近日军侵华初期常设四单位制师团的水平(师团炮兵联队有12门105毫米榴弹炮,36门75毫米野战炮),而强于当时日军师团火力(三单位制师团,75毫米压制火炮约30门)。不过后来又增编陈诚嫡系14、50师(原拟增调阙汉骞的整个54军,但史迪威不要军部),新编22、38师各拨出1个山炮营编入这2个师,全部5个师改编为新编第1、6军,105毫米榴弹炮为军直属。因此最后远征军1个师不过75毫米山炮12门,又弱于日军师团了。但由于远征军还编有大批机枪、冲锋枪、卡宾枪等自动武器,又有火箭筒、火焰喷射器等重火器,故火力仍然相当强。且远征军系新编1、6军整体作战,有美国空军支援,日军兵力则十分分散,故战斗中远征军火力居于压倒优势。
   不仅如此,驻印军总部还直属3个重炮团,其中2个团各有汽车牵引的105毫米榴弹炮36门;1个团有155毫米榴弹炮36门。直属重型迫击炮团有48门150毫米迫击炮,汽车团有2.5吨载重汽车400多辆。故驻印军总计155毫米榴弹炮36门,105毫米榴弹炮96门,大致相当于二战时美军3个步兵师的标准装备,确实面目焕然一新。
   驻印军反攻胡康(富昆)河谷之战,其全新战斗面貌令日军大吃一惊。该地的日军18师团编成地在九州岛北部久留米,日俄战争后的1907年编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于1914年11月攻占了德军防守的青岛,是1925年“大正裁军”中裁掉的4个师团之一(另3个为13、15、17师团)。1937年9月由于侵华战争的扩大,第18师团重建,但并不是常设师团,而是作为同在北九州久留米编成的第12师团的特设师团。但与由老弱组成的100字号特设师团和三单位制第15、17师团不同,第18师团与来自仙台的第13师团一样,为精锐的四单位制师团,是战斗力堪比常设师团的一流劲旅。日本防卫厅官方战史对18师团的评价是:“第18师团不属于原来常设的常备师团之列,是在中国事变初期才组建成立的新师团,官兵均来自于素以出强将勇兵的北方九州地区。师团最初从杭州湾登陆,以后在华中,华南等地历经了多次战斗。东南亚战争爆发后,为了进攻新加坡,装备了毫不逊色于常备师团的优良的武器装备 ,并成为从上到下战斗力最充实的师团”。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18师团实力却一再削弱。先是第124联队于1941年11月被编入了第35旅团(旅团长川口清健少将,即川口支队),前往瓜达尔卡纳岛作战,结果和第7师团的一木支队一样,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但第18师团却创下一个记录:打响太平洋战争第一枪。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的2个小时,也就是1941年12月7日晚上11时55分(当地时间),第18师团由第56联队为基干组成的佗美支队(支队长佗美浩少将)在马来半岛登陆,从而揭开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序幕。攻占缅甸后,第18师团进一步削弱,从瓜岛败退回来的第124联队残兵编入新的第31师团,第18师团为此抽出了1/4的兵力编入第31师团。1943年8月,第18师团正式改编为三单位制师团,每个步兵大队从4个步兵中队缩减为3个步兵中队,骑兵大队被解散,野战医院和山炮联队的汽车被撤销,辎重兵联队也失去1个汽车中队,导致运送物资十分不便,弹药保障不足,每支步枪仅配备子弹150发,每门火炮配备炮弹100-120发。但增编了1个野炮大队(缺编1个中队,只有8门150毫米榴弹炮),全师团总兵力1.5万人。
   驻印军反攻胡康河谷时,第18师团兵力高度分散,在胡康河谷仅3个步兵大队,4000多人。另4个步兵大队在怒江作战后返回密支那途中,其余分散在密支那、八莫、杰沙等地。第18师团素称精锐,转战中国多年一向看不起中国军队,但此次与驻印军作战却接连受挫。第56联队在于邦与孙立人的新编38师交战,尽管日军“奋力猛攻,敌军圆形阵地在炽密的火力网和空军的支援下不仅毫不动摇,而我军的损失却不断增加……使全军不禁为之愕然。”(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卷,1051页)。此次作战系驻印军第一次与日军王牌部队作战获胜,称为于邦大捷,史迪威也到一线督战,据记载共击毙日军184名,未有俘虏。现在有的网友在网上大肆炒作,称于邦作战孙立人活埋日军1200名俘虏,稍有常识之人均知纯属意淫。随着驻印军节节胜利,1944年7月第18师团被迫放弃甘马因,已处于“最后死斗阶段”,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写下遗书,作最后死斗,但3天后侥幸全部撤出(《长编》,中册,281页)。
   驻印军胡康河谷之战,宣布毙伤日军2.8万人,自身伤亡1.1万。但日军记载18师团胡康河谷作战,死亡3200人,受伤1800人,合计5000人(《长编》,中册,282页)。史迪威认为日军之所以在绝对劣境中逃出,是因为中国军队害怕日军困兽犹斗招致自身重大伤亡,所以封闭合围圈迟缓,故日军18师团甚至出乎自己意料,得以大部脱出。
   密支那之战,远征军宣布将日军3000人全部消灭。查此次作战,密支那的日军确为3000人左右,由56师团步兵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指挥。5月17日远征军袭占机场,7月12日总攻,日军死亡已达790名,负伤1180名,陷于困境。此时日军33军司令部发出死守命令,其中第3点是:水上少将务须死守密支那(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卷,1083页)。
   不提“水上部队”而提“水上少将”,对个人下死命令,是日军历史上“前无此例的异常命令”。据当时33军参谋回忆,此命令是辻政信(昭和陆军风云人物)起草,拒绝修改发出的(《长编》,中册,287页)。56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极为愤慨,向33军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8月2、3日夜间,密支那残余日军800人成功撤退到八莫,伤病员则用木筏沿伊洛瓦底江顺流下放,大部为激流吞没。水上少将则留下自杀,是在并非陷于死境的情况下被33军高级参谋逼死的。此役美中联军损失6500人以上。
   20万远征军滇西反攻战以腾冲、龙陵大战最著,宣称歼灭日军113、148联队等全部,击毙1万多人。查腾冲日军为56师团148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指挥的1个步兵大队、2个炮兵中队,2025人(《长编》,中册,304页),坚守60多天后被全歼,谈不上歼灭整个联队(日军1个步兵联队辖3个大队,3000多人),但确实是国民党军在八年抗战中一次全歼日军最多的战役。此役远征军阵亡8671人,为日军4倍。下面重点谈谈龙陵松山之战。
   国民党军称松山日军为56师团113联队3000人以上,查实龙陵松山原确为113联队全部驻守,但远征军反攻后联队主力支援腾冲,再无返回(《长编》,中册,299页)。当时日军守备队仅为1260人。此战战况兹摘邓贤《大国之魂》有关内容如下(有修饰):
   “松山为龙陵县境内第一高峰,属横断山脉南麓,海拔2690米,它突兀于怒江西岸,形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四十里江面。易守难攻,地势极为险要。松山被美国报纸称为“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见美国驻华新闻:《怒江战役述要》)。
   松山既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敌我双方都高度重视。远征军最初将腾冲选作主攻方向,其中就有考虑松山易守难攻的因素。
   驻守松山之敌为日军腊孟守备队,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该守备队配备强大火力,计有115重炮群、反坦克速射炮、高射机枪、坦克等。兵员共计1260名。
   早在1943年初,日军在太平洋上连遭失利之后,松山就已被日本战略专家深谋远虑地设想为支撑滇西和缅甸日军防卫体系的重要据点。日军第15军司令部专门从缅甸调来一支工兵部队,另外从泰国、缅甸征集大批民工(为保密不用中国人)昼夜施工,苦心经营年余始得完成。松山工事完全按照永久性作战需要构筑,极为复杂坚固,甚至连坦克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活动自如。日本缅甸方面军总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第15军新任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和第56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都曾亲往视察,现场观看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500磅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总司令在写给南方军总司令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八个月以上’(见《缅甸作战》)。
   值得一提的还有日本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精神。
   抗战胜利后,一位名叫方诚的国民党将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战小史》的书,意在总结经验,明辨得失。该书于1946年在昆明出版,受到陈诚、李根源等国民党将领和元老的高度肯定。方列举23大条对中日两军进行详尽比较,比较结果,除“领袖英明”和“全民抗战”两条外,日军竟有21条优于华军。例如第2条:“敌中级以上官佐,其战术修养比我高一至二级,下级军官比我高二至三级;至士兵素质,我简直不能与敌相比。”又如第13条:“独立作战精神;我军一连有时尚不能独立作战,敌兵一班甚至一名,担任搜索、掩护与阻击时,常能发生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宁作战,我军追击数师,因受敌一班掩护之兵力,而迟滞数小时前进。”
  结论:“就作用而言,敌兵可望以一当五、当十,我军若无五倍十倍优于敌人,则不能歼敌……”
   日军第56师团官兵全都由日本本州造船工厂的产业工人组成,亦称“本州兵团”。这些曾经熟练掌握过铁钳、机床和电焊机的粗糙大手如今紧握枪杆,为了天皇的神圣使命而进行野蛮侵略和屠杀。他们有文化,守纪律,意志坚定,斗志顽强。这些由日本工人组成的大军自始至终都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对手和最顽强的敌人。松山日军指挥官金光惠次郎,炮兵少佐,29岁。在56师团,金光以作战勇猛和头脑冷静著称……1939年南昌战役……金光冒着危险,指挥一门野战炮抵近射击,直接命中守军指挥部,当场击毙中国第29军中将军长陈安宝。在缅甸方面军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军事演练大会武中,腊孟守备队一直保持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3项第一的优异成绩。
   松山大战历时120天。在这座方圆不足10平方公里的山头上,中国军队先后投入2个军5个步兵师及工兵部队若干,总计达6万余人,火炮200门,发射炮弹数万发。动员后勤民工达10余万人次。另有美国飞机空中支援。日本军队在松山的兵力为1200余人,火炮30门,坦克4辆。交战双方兵员之比约为50:1。
   是役中国官兵阵亡8000余人,伤者逾万。日本守军除1人突围外全部战死。双方付出的代价之比为15:1。”
   以上记述确实令人瞠目结舌。
   打通中印公路后,驻印军携带庞大装备陆续回国。1945年夏,新1军空运云南沾益(新6军1944年秋已空运沾益),兵员4万多人,使用飞机2500架次运输(失事2架),另运送骡马等也用了2000架次以上。汽车2000多辆由中印公路开回国。但由于云南境内桥梁承重仅7吨,所以驻印军装备的美制35吨、14.5吨中型坦克全部移交英军。
   日军记载:1944年4月29日至1945年2月20日与中国远征军作战中,56、2、53、49师团等部死亡8390人,受伤4810人,生病5000人(《长编》,中册,312页),合计18200人。连同18师团的损失,日军与远征军作战总计损失2.3万人,其中死亡1.16万人,占日军在缅甸战死总数18.5万人的6.3%。中国远征军(包括驻印军)有3.1万人死亡和5万多人负伤,就死亡数而言是日军3倍,就伤亡总数而言为日军4倍。
   中国远征军(包括驻印军)滇西缅北反攻仅击毙日军1万多人,与传统说法相距甚远。我国战史一般宣称,远征军反攻基本全歼日军第18、56师团,击毙日军达4.8万人。因此这个问题还须详细说明。
   中国学者一般引用日本厚生省战后统计,在缅死亡的16.2万日军(另外还有“军属”即随军附属人员2万人死亡)中,4.1万人属于缅北的第18、第56师团,方面军直属的部队又有1万多人死于这一地区。若扣除美军轰炸和英军突击队(空降兵)的战果,至少有4万日军死于同中国军队作战。乍一看确实如此,但对照日本史料,就会发现日军18、56师团主要损失在缅甸中部与英军作战中。
   据日本关于缅甸作战的权威战史、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缅甸作战》一书中记载,根据厚生省援护局截至1952年的调查,在缅甸作战的日军(只计陆军,不含航空兵)前后共计303501人,其中死亡185149人。其中,第18师团死亡20393人,第56师团死亡17895人,第33军直属部队死亡2854人,合计死亡41142人。至于中国学者宣称缅甸方面军直属部队有1万多人战死在缅北,估计系指缅甸方面军直属的第2师团死亡12748人。问题是,这些日军是否全部死于与中国远征军的作战中?
   我在前面的分类中已清楚列举,日军明确划分,与中国远征军作战中,18师团死亡3200人,56、2、53、49师团等部共死亡8400人。查《缅甸作战》、《大东亚战争全史》等日本史料,在缅北的日军18、56师团在与中国远征军作战中并未遭受歼灭性打击,退到缅甸中部后建制大致保持完整,还被日军作为主力使用。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在部署与英军决战的曼德勒会战中,还决定把从北方撤下来的编制仍较齐全的第56师团作为后备力量的核心来使用(见吕德宏 赵建中所著:《英伦之豹——蒙巴顿》,第19章)。至于第18师团,更是作为机动的主要战略预备队。1945年3月初,英军突袭并攻占了缅甸中部的战略要地敏铁拉。敏铁拉是日军第15、33军的后勤中心和军需屯集地,有6个机场,供应着从东面的萨尔温江到伊洛瓦底江这两条战线上全部日军的补给物资,该地的失陷使日军在缅甸的整个弧形战线陷于背部受敌的境地。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下令务必夺回,以第18师团为骨干,从15、33师团各抽调1个步兵联队以及重炮兵主力配合进行反攻(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卷1392页),但终告失败。“敏铁拉会战的失败构成了缅甸战线全面崩溃的直接原因”(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卷1754页)。从18师团作为此次关键会战的主力,另2个步兵联队以及重炮兵只是配合作战来看,此时18师团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和完整的。但由于敏铁拉会战失利,日军缅甸战线全线崩溃,在英军大反攻下丢失首都仰光和整个缅甸,死亡在10万人以上(详情本文后面再述),第18、56师团的损失主要还在这里。
   还有学者认为,在缅北与中国远征军作战的日军不只18、56师团,还有2、49、53师团等部,也在作战中遭到惨重损失。上文已指出,日军在缅北与中国远征军(不包括驻印军)作战中死亡8400人并不只是56师团、还包括其他部队的损失,但损失并不大。具体情形是:
   1944年3月5-11日,英军温盖特少将指挥第3印度师3个旅共9250人在缅北日军后方的伊洛瓦底江东岸杰沙的丛林中空降,切断了日军第18师团的唯一补给线,并给日军第15军英帕尔作战造成极大困难。3月中旬,日军独立混成第24旅团和第2师团一部进行攻击均失败。缅甸方面军鉴于情况严重,下令战略预备队第53师团前往攻击,并于4月8日下令成立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下辖18、53、56师团,一并指挥第2、49师团各一部,负责对中国远征军和英军空降兵的作战。但原定用于英帕尔作战的日军第15、33师团一部和独立混成第24旅团、第53师团完全被英军空降兵吸引,无暇顾及中国远征军。由于太平洋战场形势危急,塞班岛失守,菲律宾面临进攻,1944年10月5日,日军第33军将第2师团和49师团168联队交还缅甸方面军,其中第2师团调往曼德勒(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卷1092页)。因此日军第49、53师团较少与中国远征军交战,第2师团则派出少量兵力参与了八莫、龙陵作战。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第33军将第2师团集结于芒市,预定与56师团一并组织反攻密支那的攻势,第53师团则在利多北部与英印第36师对峙。第2师团派出一部和搜索联队共1200人占领八莫,1944年8月下旬到达南坎。八莫被中国远征军包围后,第2师团所部“发扬东北兵团的传统,冷静沉着应战”。12月14日夜,守军携带200多名伤员突围成功,17日撤退到南坎,计损失人员450名(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卷1094页)。驻印军却宣称在八莫击毙日军第2师团5000多人。除八莫外,第2师团还派出藤木大队的440人于1944年6月5日到达龙陵参与防守,后被中国远征军全歼。由此可见,第2师团在与远征军作战中,损失仅900人左右。
   远征军印缅抗战确实取得最后胜利,但人们忽略的是,就整个太平洋战场大势而言,却是个极大的战略失误。美国之所以积极装备国民党军,就在于罗斯福、丘吉尔企图利用中国人牵制缅甸日军,以利盟军作战。但远征军在缅甸只是盟军的一支小力量,其时英联邦军队和美军投入缅甸作战总兵力达120万人,武器装备也为绝对优势,一次战役即可击毙日军数万(如英帕尔战役击毙日军5万),所以中国军队只起次要作用。而当时中国战场却极需要远征军,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击溃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数十万,而此时中国军队却有一支精良装备的30万大军陷于缅北滇西一隅,在崇山峻岭、不见天日的热带雨林中与日军胶着,远水难救近火,坐视大片国土沦亡,千百万难民颠沛流离(新6军空运芷江也赶不上湘西会战)。设想如果30万远征军1944年投入正面战场,在占空中优势的“飞虎队”掩护下势必予日军以重大打击。长衡会战时日军后方供应线遭“飞虎队”打击,前线日军供应困难,连11军司令官横山勇也因只能吃生割稻谷充饥而连日腹泻,狼狈状可见一斑。日军11军参加长衡、湘桂会战总兵力不过36万,如遇上全美械装备的30万远征军,遭遇如何可以想象,素称精锐的18师团的惨状就是前车之鉴(中国军队不会全线溃退,日军也不可能打到贵州独山)。惜罗斯福、丘吉尔只顾打自己小算盘,丢了中国战场的大局,不能不说是战略眼光的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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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教育家必定是一个好的政治家

2011-7-2 我爱糯米

  一个好的教育家,他必定要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能看到更多普通民众看不到的“高层建筑”,能思常人之不所思,能为俗人只不所为。只是把前人的知识和经验传承给后来者,称不上“大家”。只有思想的传递才能称得上对人的“塑造”,传递更民主更进步的思想才能称作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既是这方面的楷模,他所开创的不止是当时的学术之先河,更是当时的政治之先河。这一切正是源于蔡先生的政治素养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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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某人为蒋介石翻案的YY之文,不由拍案而起,颠倒黑白也不至于如此吧?

2011-6-30 我爱糯米

这东西就像邪教一样,总要掺杂一些大家都已经认同的东西在里面,以伪装其真正的想误导别人的东西
该文的作者显然是故意混淆概念,将主体和个体不做区分,底下的将士真心抗日,并不代表蒋介石是真心抗日的,全国人民绝大部分是想抗日的,不代表另一部分汉奸走狗就也是想抗日的。
至于国民党军的军力问题,这个作者可以去查一下当年日本人的军报和美国观察团的报告以及国民党自己的军事文献,而不是仅凭个人臆想胡说八道。如果讲战斗力,同样是这样一群人,解放前是国民党官兵,后来改编成共产党的部队,同样是付出了血的代价,为什么在朝鲜战场上就没有让美国人讨到便宜?如果蒋介石是真心抗日,西北军也不会想把它抓起来干掉了,如果不是张学良胆小,蒋介石早就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
很多人谈到蒋介石,总会抬出他在台湾的“政绩”,可你有没有想过,它的这些“政绩”正是在败退台湾后向共产党“学习”的结果,无论是针对农民的土地改革还是针对政党的清查整风运动,都是如此!

为反对而反对,不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写出的文章当然也就是如此恶心人。这样的人不过是自己的私欲得不到满足而泄愤而已,不要把自己标榜成什么民主人士,显得自己好像很高尚,很前卫!政治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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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络上那些心理阴暗的人说

2011-6-29 我爱糯米

攻击共产党并不代表你就民主了,只能显示你的“随波逐流”和政治上的弱智!
任何政党都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既然有复杂的人,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纠葛,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任何问题都不会是共产党独有的!就算是弄一万个政党那也不可能改变这种本质!
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只能显得你自己的道德水平底下,一个连基本道德都不具备的言论,谈何民主?谈何进步?
一味的追逐物质享受,只能说明你的思想空虚,无非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
批评别人的同时也应该看看自己,有人贪污腐败,并不代表大家都应该贪污腐败;有人昧着良心一味逐利,并不代表大家也都应该去昧着良心一味逐利!
如果你自己愿意同流合污,那你就没有资格在那里指指点点,那只会使你变得像跳梁小丑一样可笑!
一个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如果连良心都没有了,那和畜生有什么区别?!
如果因为自己的利益还去干危害其他人利益的事,那就连畜生也不如了!
做人不能表里如一,行为一致,总是当面一套背地一套,总是戴着各种各样的丑恶面具在那里生活,你们不觉得累吗?
如果是真的想促进政府向好的方向发展,那就提些有意义的意见,多做有意义的实际行动!
刻意的丑化和攻击只会显得你自己的无知和懦弱!
等你们老的时候,想想你们自己的一生,有什么能让别人称颂,值得让别人称颂的?又有什么能让你觉得不枉此生的?难道就是这种无聊的攻击和谩骂?
难道你就想用思想龌龊、行动下流来做自己的人生注解?!
这个世界上无耻的人已经很多了,多一个无耻的人并不能让历史的天平倾斜,就算多一堆无耻的人也阻挡不了时空的进程!学别人无耻只会使你周围的生存环境更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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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精神病该承担责任的不应该只有医生

2011-6-28 我爱糯米

  今日深圳出台了关于“被精神病”的地方法规,明确“误诊”医生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对于“被精神病”的环节中起重要和主导作用的某些“权力”行使人的责任并没有明确,也没有明确此类“介入”的存在。而解决“被精神病”的根本就在于对此类“介入”者的严厉惩处!要让此等严重侵犯公民权益的人为其行为付出惨重代价,才能真正起到保障公民的人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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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式的“唱红歌”不能得民心,加强反腐进一步公开政务才是根本!

2011-6-27 我爱糯米

  现在很多地方的官员为了自己的形象搞面子工程,学重庆唱红歌,给全国人民造成一种“运动”的感觉,这是很不明智的愚动!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却使普通民众有了更大的逆反心理,要知道重庆市是先打了危害百姓的“大老虎”才唱红歌的。不去做真正该做的事——打击贪污腐败,光做这些表面文章并不能使那些贪官“回心转意”,指望唱唱红歌就能整顿风气明显是十分可笑的,相信那些做此决定的官员的智商也不至于低到如此地步,但明知如此却还要做这种“文章”,其中的“门道”值得国家领导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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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房地产的虚假繁荣,鼓励私营和个体经营才是经济持久稳定的基础

2011-6-26 我爱糯米

  房地产业的虚假繁荣大量吞噬社会财富,大力打击此行业的暴利运作并加强保障房建设,才可稳定民众的生活水平。同时在政策上对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体给予倾斜和扶持,激发民间经济的活力,才可能实现民富国强,经济运行稳定,发展持久!

  保障房的建设可以设定硬性指标,给你一块地搞开发,你必须拿出40%作为保障房和配套设施建设,否则不得进行商业开发!

  对个体和私营经济体的鼓励,除政策上的松绑外,还应有对应的资金扶持(低息或无息贷款)策略,这就需要银行方面对相应的宽松策略,而不是让民间高利贷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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